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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鸿兵:70年浓缩欧洲600年商业工业革命,中国的城市化与商业文明

2019年01月11日09:43 来源:搜狐媒体平台

■ 文 | 宋鸿兵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了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各种问题。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国企改革进行得太慢,离市场经济的目标差距还很大。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生长于城市之中的商业文明。我们已经知道建国70年搞工业化的艰辛历程,可是大家却很少意识到城市化和商业文明的进程丝毫不比工业化简单。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城市化和商业文明这个话题。

说到城市化,大家都很熟悉城市化率这个概念,目前中国已经接近60%,这意味着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数人口居住在城里的现象。如果回顾过去70年的城市化进程,我们会明显发现一个规律,前30年很慢,而后40年则相当快。

从1949年到198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0%缓慢增长到20%。80年代初中国人口的情况是,10亿人口8亿农民。为什么前30年的城市化率这么低?

最根本的制约因素就是粮食不够,农业无法养活这么多城市人口,而以中国的人口规模而言,世界粮食市场也不可能养活中国。解决粮食瓶颈的唯一出路就是工业化,只有等到中国突破了钢铁冶金、装备制造、石油化工、能源电力四大瓶颈之后,才能生产出足够的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水利设备,然后才能突破粮食产量的传统极限。

说到底,工业化是大规模城市化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

也许有人会说,在这30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从17%增长到30%,而中国是从10%到20%,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还不如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我看来,这两种城市化存在着质的差别。

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里,只有中国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重化工业和轻工业体系,在全世界也只有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如此全面的工业实力。中国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工业化的脊梁上,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则是建在沙丘之上。

举个例子,巴西的城市化率高达86%,比美国还高,但全国有40%的贫困人口。像里约这样的大城市,贫民窟里住着几百万失去土地的赤贫农民,他们涌向城市讨生活,但巴西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土崩瓦解,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结果城市贫民窟就成为绑架和凶杀的人间地狱。里约人自己说,这里根本不是暴力犯罪,而是城市游击战。在工业化失败的发展中国家里,越高的城市化率只能带来越严重的经济灾难。

巴西、墨西哥、印度、非洲、中东的城市化普遍存在高城市化率和严重的贫民窟现象,这些国家没有一个不明白工业化的重要性,也都知道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础,他们和中国一样,一开始都雄心勃勃地启动了工业化的进程,试图建立自己的完备工业体系,但这些国家的努力基本上都失败了。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半途而废,他们或者是没有足够的实力,或者缺乏足够的信心。

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必须付出超出常规的代价。道理很简单,要想以30年的时间达到发达国家进化了300年的工业实力,不流血流汗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一个落后国家倾全国之力搞了30年的工业化,但整个工业体系仍然缺乏国际竞争力,这相当于严重的财富损失,要不要彻底放弃?

大部分国家选择了放弃,于是进行全面的私有化,结果就是向跨国公司贱卖工业化的大部分资产,巴西就是一个例子。

但中国选择了绝不放弃,30年工业化不够,再坚持30年呢?那就有可能成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前不久结束的珠海航展上,中国第五代战机歼-20,已经接近美国最先进战机的水准了,如果今后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也绝对具有性价比的优势。这可是近70年的技术积累,中国承受了连续70年的亏损,但最终将产生越来越丰厚的利润。如果中国在20年前放弃了自主研发,那就等于前功尽弃,人才全部流失,技术积累烟消云散。

中国工业化的成功,依靠的是超级的忍耐力和巨大的牺牲,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那么,有了工业化的基础,城市化就能成功吗?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原先工业化基础最雄厚的东北,反而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代落在全国的后面。这说明城市化和商业文明绝不比工业化简单。工业化需要的是坚忍不拔的定力,而商业文明则需要轻巧灵敏的活力,这是两股完全不同的劲儿。

关于城市化的历史,我最近看了一本有很意思的书叫《全球城市史》,作者从5000年前苏美尔文明的乌尔城,一直说到当今世界的各大都市,提炼出了一座城市必须具备的三大灵魂:神圣、安全、繁忙。

神圣型驱动型城市,如最早的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城市中心都是神庙,全体市民具有共同的信仰体系,以神庙祭祀活动为中心驱动城市生活。东方文明也类似,不同的是神圣精神的载体,我们没有神庙和祭司阶层,不过皇宫、总督府、州府、县衙都是位于城市中心,权力的地位相当于西方的宗教,同样是驱动城市生活的动力源泉。

在当今时代,我把神圣性概括为城市精神,所有伟大的城市都具有深厚的精神传统和强大的凝聚力,城市公民坚守共同的信仰,他们骄傲、自豪和忠诚。

安全驱动型城市,比如罗马帝国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一线防御日耳曼蛮族入侵的军事筑垒地区,德国的奥格斯堡、纽伦堡、海德堡、萨尔兹堡、弗莱堡等等,这些以堡为名称的城市都属于军事活动驱动城市生活。

中国也有类似的城市,比如汉武帝在河朔地区打败匈奴之后建立的朔方城,还有张掖、武威、酒泉都属于边境地区的军事筑垒城市。在当代,安全性体现为可靠的制度保证。伟大的城市以其城市精神来驱动立法,以制度来捍卫其精神。

繁忙型城市,就是商业驱动城市生活,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许多城邦共和国,这些城市共同的特点就是商人掌握着统治权,制定的一切法律都是围绕着商业利益。中国历史上也有从事海洋贸易的商业城市,如宋代的广州、明州、泉州,但这些城市的贸易虽然很发达,但商人从来就不是掌权的阶层,士农工商,商人永远是倒数第一,所有的政策法律还是朝廷说了算。

在城市文明的这三种灵魂中,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就是商业型城市。

商业的本质是流动,而流动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商业上的自由和法律上的秩序。

简单地说,就是商业利益决定政治利益,商业活动驱动城市生活,商业规则塑造人际关系。

1.政治平等。比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13世纪就获得了自治权,他们利用德意志皇帝与教皇的争斗所形成的有利态势,建立起政治上独立的城邦共和国,商人阶级与封建贵族平起平坐,经过上百年的反复斗争,贵族阶层被彻底摧毁,实现了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

2.商业自由。比如佛罗伦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内部分裂和政变,但商人阶级严格遵守自由的传统,无论哪派获胜,都不允许剥夺失败方的经商自由,所以,胜利者只能将失败者流放到外地,而失败者在任何城市都有权与佛罗伦萨继续保持商业往来。经商权是一种天赋的权力,不容侵犯和剥夺。

3.法律秩序。商业强调减少一切流动的阻力,而只有高度有序的环境才能确保流动的效率,所以越是自由的商业,就越需要严密的法律秩序。比如佛罗伦萨政府要求所有家庭必须建立三套账本,记账方式采用标准的复式记账法,家庭的所有交易必须依法记账,漏记或窜改账本视同谋反严惩不贷,这一点保证了金融转账的高度准确和清算效率。

还有,强大的行会拥有着自己警察、监狱和法庭,随时惩罚违规的商人。比如,在没有行会检查员在场的情况下,生产者不允许与外国商人直接议价,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商人的销售必须按配额买卖,行会检查员可以随时检查商店和仓库。

最重要是还是对债权人的保护,这是商业文明的基石。当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因为借债还不上,居然被商业城市扣押了几个星期,直到还清了债务才放人;英国国王由于贷款违约,被迫把三个贵族和一个大主教送到债权人那里做人质;法国国王为了借钱而不得不抵押王冠。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历史上会出现皇帝被债权人扣押,被迫送去几个总督和巡抚做人质,紫禁城的龙椅被典当的情况,更可能的是债权人被下了大狱。

这就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区别。

正是在这种强烈进取的商业精神驱动下,这些商业城市建立起横跨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黑海和里海的远洋贸易网络,创新出银行、商业汇票、公债、股票、海上保险、合伙制公司、票据交易所等先进的商业和金融工具,形成了强大的市场组织能力和贸易活动的辐射力,推动了13-15世纪的商业革命,形成了世界市场的雏形。没有这三百年的商业革命,就不可能有18-20世纪后300年的工业革命。

如果18世纪英国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产品无法进入世界市场,那么以本国五六百万人口的国内市场,根本无法支撑工业革命的持续。

所以,西方城市文明的发展规律是商业革命先于工业革命。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走的是先工业化,后商业化的道路。我们从一个纯粹的农业文明,以70年的时间浓缩了欧洲600年的两场革命。

为什么中国在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之后,东部城市比西部城市更有活力,南方城市比北方城市更繁荣?关键问题就是商业文明的积淀存在着显著差异。

本文节选自最新一期《潜流》,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收看完整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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