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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揭秘中国当代艺术先锋最初始状态

2013年07月03日10:43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引子
书封
书封

  书名:爽

  作者:李爽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爽的名字会让现今许多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人感到陌生,但李爽却和黄锐,王克平、马德升、北岛等一起,是70年代末风潮迭起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急先锋之一。

  1981年的11月,24岁的李爽由于和她的未婚夫、法国外交官员白天祥(Emmanuel Bellefroid)在北京外交公寓同居而被以有损国家尊严等罪名被逮捕,并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

  白天祥于1975年来到北京,在李爽被捕之后他被控以支助民运分子而被当局驱逐出中国。

  李爽在监狱关了两年,在饱受心理折磨的同时她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和中国古典名作。 她的未婚夫白天祥回法国后不停地四处奔走,要求法国政府出面释放李爽。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提出此事,很快在会谈之后,李爽被释放并被允许去巴黎。

  1983年李爽奔赴法国,次年她与白天祥结婚,婚后育有两子。他们波折而感人的爱情故事被法国电视台报导并刊登在《纽约时报》上。 移居法国的李爽从未放弃她的艺术生涯。 她每天在她巴黎南部的工作室里工作六七个小时。她曾在巴黎蓬皮杜中心展出“中国木刻”,参加的联展包括台北汉雅轩画廊的“星星:十年”及在中国、韩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的联展。她的一些作品在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会露面,近年她在北京、新加坡和印尼都有过个展。

  内容简介:

  《爽》记载了一名中国女性整个青春的成长历程。五十年代出身的她,经历了各种运动。姥姥姥爷的财产被没收、知识分子的父母被打为右派、自己经历上山下乡。文革后期,参加北京各个文艺沙龙,结识了北岛、阿城、严力等一批文化先锋,成为星星画展参展的唯一女画家。这本书描写这个社会动荡不安的同时,亦描写了一个女孩的第一次月经,到堕胎、情欲和体验爱情的成长历程。在每一情欲体验的同时,又对照家庭、社会与国家压力,堪比郑念的《上海生与死》,但故事更北京,更法兰西情结、更有僵化政权的生动形象。而两部女性生死记录的撼人处都是人类之爱、都是爱情之苦、都是我们这个民族不可理喻的愚昧带来的生命的壮阔。

  书摘正文:

  引子

  现在,我已很少谈论恍如隔世的往事,那个曾经感到纠结与受害的我与故事,就好像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我没变,只是我从原来的视角挪了一步,奇迹就发生了,我的心态变了。现在我可以这样感觉:谢谢在我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儿,那些经历过的甜酸苦辣。没有这些“礼物”,我不仅什么都不想干,也什么都不是。

  我是我母亲的第二个女儿。

  有名的不好看,这对我的生活特别有影响。

  那还是一九八三年的事,坐完了两年牢,我二十六岁,晕头转向地——第一次见到巨大的外国飞机,坐上飞机,到了法国。法国人像欢迎明星一样用“傻瓜灯”扫射我,需要十几个警察挽起臂膀保护我。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从一个笼子转到另一个笼子里的猴儿。

  第一次有人,有电视,有报刊说:我是美丽的女人,带着神秘而纯粹的东方艺术家仪态。报纸头版声称:“李爽死里逃生,是‘东方稀有贵族’……”花里胡哨的报纸、杂志铺满了我的照片,不懂法文的我,像丈二“猴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拿自己的事儿当别人的戏来看。但有一点是我从未经历过的,即被尊重,这的确是一件很使我感激和舒服的事情。

  在中国,即便是一九七九年和“星星画会”的朋友在一起时,哥们儿里也没人说过我好看。大概不是审美观的问题,而是怕沾“作风问题”的嫌疑。

  “星星”那一段儿时光我进入了敢作敢为也敢当的年龄。最脆弱的回忆,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从一个女孩到少女。那是人心如同抹布、被拧了再拧的时代,许多人为了生存得好些,从苟且偷生中学会了冷漠,另一些人学会了接受,还有一些人通过接受变得有意识。

  我也一直很讨厌想起那个时代,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放了“讨厌”的情绪。人事儿,大家都经历过,只是每个人对自己经历的认同不大一样;所以人抓住三年前,十年中,百年里,千年后的新梦、老事、旧伤不放,却忘记停下来,静静地看一眼自己正在干什么。

家族

  家族

  我的家庭,怎么说呢?母亲家和父亲家是完全两样儿的家庭。只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喜爱西方文化,不同之处是,父亲家是一个中国望族之家,他们媚宠西洋却封建。母亲家是一个少数民族之家,他们欣赏西洋文化却崇尚中国文化。

  外祖父,我姥爷,姓“俞”,俞培新,祖籍西藏,从祖上就迁移到山东一带。

  传说,曾外祖父自幼被一个北欧传教士收养,信仰基督教,并做了长老会的长老。我姥爷俞培新相貌特殊:身材高大,头发卷曲,白皮肤,高鼻梁,深眼窝。不过没有人知道曾外祖父与那个传教士到底是什么关系,那将是一个永远一目了然的谜。

  俞培新在济南上学时,已经结婚,娶的是童养媳。童养媳的祖上也是云南一带的藏人,她就是我姥姥江文秀。在我的生活里,姥姥像一个保护神一样重要,老太太实在平凡无奇却非常了不起。

  姥姥听自己父亲说,他们曾经姓朗顿旺吉,是西藏的贵族,不知何故招来灭门九族之灾。全家族决定逃往内地,路有天险金沙江为阻,因老天保佑他们安然渡过金沙江,从此全家族就改姓为江。

  姥爷在济南认识了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专做东方古董生意,需要找个小伙计缝邮包儿,把收藏的中国东西寄到美国。我姥爷就做了这个伙计,之后成了那个美国人的可靠合伙人。

  美国那边儿收到一个邮包儿,我姥爷就得到一些钱。

  二十多岁的俞培新靠这个养家,同时给济南大学当会计。他说那时家计窘迫,有两个幼小的儿子,姥姥每天去缝邮包时,只好把孩子拴在床栏杆上,孩子总是揪着绳子到处够东西玩。

  她讲述两个舅舅:“你二舅大舅到现在背还有点儿驼。”

  姥姥细小的眼睛,看着我时,里面丰盈的爱可以填满世界。

  姥爷跟着美国人学做古董生意,渐渐开始自己做,后来决定迁移到北京,哪一年迁的我就不知道了。他到了北京,古董生意做得越来越大,算是专家。他手里有特别宝贵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全被砸碎,毁了。剩下一些没被抄走毁坏的,我相信有一天它们可以住进博物馆安心了。

  当时他在美国的名声特别大,因为信用好,美国人叫他“诚实俞”(HonestYu)。他最喜欢的格言是“成功的生意就得诚实”,他说,“我成功因为我诚实”。

  老头子信基督教,流利的英文全是自学成材,学完英文又学日文。

  抗日的时候抵制日货,他特别生气,说自己“干什么要学日文!”并且把准备送往日本留学的大儿子转送天津工商学院。二儿子送到了美国留学。我母亲是老四,最小的女儿,叫俞天玫。姥爷说:“你妈出生的时候像太阳出来了,我突然发家了。”他一点儿一点儿积累经验给美国朋友坐庄,收集好东西,但是日子一直不宽裕,而且那个美国人非常精打细算。

  他喜欢这个带来了好运势的女儿。

  然而我母亲有一种跟我一样的心理,也觉得自己不够美丽。

  实际上我母亲是一个蕙心纨质的女人,越老越好看。中国人不觉得好看,外国人觉得好看。“李爽事件”以后,我的家人接触了很多欧洲人,见过她的洋人都说:“你的母亲很有风度。”可能东西方的审美观不同,西方人更器重女子的气质,中国人要求女子顺从。

  这对我父亲来说也是新鲜事儿,外国人都说他的妻子美丽。虽然父亲很乐,但还是不甘示弱地说:“你妈当年有几个同学嫁给了中央级的大干部,那才是彩凤随鸦,而我俩是自由恋爱!”

  我的小名叫“柿饼子”,后来又从“柿饼子”变成“铁饼子”。

  那是一次春节聚会,十好几口子在客厅听《白蛇传》。表兄弟悄悄和我说:“唱得真难听。”

  我说:“就是,像哭死耗子。”我们溜出去玩“跳房子”,见到姥姥家院子里的大窗台上摆了些柿子。表兄弟拿下一个柿子想看看冻得是否够硬,用脚一踩,糟糕!柿子被踩瘪了。表兄弟吓得哭了起来,我赶紧说:“你就说是我踩的!”正好戏唱完了,大人们出来送戏子……好家伙,大人开始七嘴八舌地“逼供”,结果我给表兄弟“死扛”,说:“是我踩的!”

  “干吗要踩柿子?”

  “好玩。”

  “还没吃年夜饭你就撑得慌!”

  “我没看见。”

  “爽子,‘好玩’和‘没看见’可不是一回事儿。”

  我姥姥赶来说:“爽子,抬起脚来……”

  结果旁边的表兄弟吓哭了,因为他新鞋上全是黄浆儿,而我的新鞋干干净净。我母亲接岔儿了,“傻丫头!”但从那天起“柿饼子”的外号还是归我了。加上无数调皮捣蛋的典故,我就成了“铁饼子”。

  我和爷爷不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再也听不到父亲讲爷爷祖籍的事情了,好像有什么忌讳,只知道祖上有很多姨太太,爷爷是海关总署的税务司长。

  奶奶叫单桂珍,她的父母都是高丽人,但她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祖籍,大概因为中国人歧视高丽人,称他们为高丽棒子。可我奶奶太像高丽人了。

  爷爷住在天津租界,有十一个孩子,五男六女。第一个儿子是个花花公子,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个小官儿,据说只喜欢玩儿狗、弄枪、骑马,一九四九年后被关进劳改营……后来病死在里面。大女儿因为爱上了一个平凡又没钱的男人,被爷爷锁起来不许他们恋爱。大女儿在那间屋子里自杀了,死时二十二岁。

  爷爷晚年又娶了个姨太太。她在天津一家酒楼做舞女,嫁过来之后,没有生育。除了爷爷,所有的人都和这个女人作对。

  但爷爷最高兴的事儿就是让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去做客和看戏。一大家子人都背后叫她“妖精”,至今我也不知道她的真正名字。

  记得一次去天津给老爷爷祝寿,我吃惊地见到如此众多的“亲戚”,吃饭需要一个点名册。有个小堂兄悄悄对我说:“你还不快上前去叫一声儿‘瑶静’奶奶,爷爷听见准会高兴!”我赶快进去大声叫她:“‘瑶静’奶奶好!”爷爷生气了,纠正我,“头一次见姨奶奶就这么没礼貌!叫姨奶奶!”我发现,在场的人都暗地里偷着乐,上当的沮丧使我面对山珍海味没一点儿胃口。

  我父亲李献文行三,自幼聪颖,英俊,喜欢学习,希望到外国去念书。当时我父亲身边很多姑娘追求他,都漂亮能干。当然,这话我是从长辈儿那听来的。

  我母亲的二哥与我父亲在天津英属租界的姐姐,我应该叫大二姑的认识了,俩人谈起恋爱来。我母亲去天津找二哥玩儿,认识了我父亲。后来我二舅没有娶我的姑姑,他说,因为见到大二姑和别的男人很亲热地手拉手儿滑冰,而且那男人是袁世凯的孙子。

  父亲认识母亲后,开始追求她。

  母亲有时候喝几杯啤酒,话就多一点儿,变得更可爱。我记得她有一次说:“啊,你父亲从来没有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过‘我爱你’。”中国男人确实不大会说“我爱你”这句话,我用中文也说不顺溜,用法文就轻松自如,可以一天儿说无数次。我在中国的时候如果有人对我说“我爱你”,我会觉得肉麻,而且“我爱你”意味着有“越轨”或“犯错误”的嫌疑。

  我受母亲家的影响很多,因为他们住在北京。

  我父亲当时念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和母亲相爱后,爷爷家觉得不错。但姥爷家不同意,认为门不当户不对,而且非常看不惯爷爷家娶小老婆。

  姥爷家与爷爷家有仇恨,因为我爷爷是天津海关的税务司长。姥爷说:“海关的官儿全是贪官。”

  姥爷在天津经常有运往美国的货物,如果要保证满箱子明代、清代的瓷器平安无恙,需要给大大小小海关上的官员送礼。文化大革命时我姥爷瘫在床上,我一来就陪他说话,聊起往事,他说:“你要是不送,或送得不够,海关他们给你的古董摔一半儿,你不是叫‘诚实俞’吗?通知你,货已运走啦,其实货物还压在码头上,让你不能按期抵达……‘诚实俞’就诚实不了了吧……这都是你爷爷干的。你母亲当时很坚决,非要和你父亲结婚,我收到洋人的验货电报:‘俞先生:收到明代古董,每箱货里有半箱是残品……’唉!结果我同意了这桩婚事。”姥爷与我说这些故事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显得很难受。我纳闷姥爷瘫在床上已经很不幸,干吗还去追忆更多的痛苦故事?

  姥爷有钱,他给儿子们办结婚喜事都办得很排场。但是,他最喜欢的小女儿结婚,他什么都没有做,连客都没请自己去杭州了……

  父亲告诉我:“我和你妈结婚那天,你姥爷没影了,你姥姥说,‘我去王府井买些冰淇淋大家吃吧。’”

  听母亲讲,一九四九年姥爷的弟弟来找他,“哥哥我去南洋,你也得走,否则我敢保证你长不了。”

  姥爷犹豫了,说:“孩子老婆和家产呢?”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那就试试吧。”姥爷拿了一只箱子……姥姥急了,“你有四个孩子,还有这么多财产。”

  姥姥这么一闹,他想:北京朝阳门南小街有近百间房产,在西郊海淀还有别墅……

  回头劝弟弟说:“共产党有什么不好?可能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多了?”那是他们兄弟最后一次谈话,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一九五一年,根据中央发布的一系列企业清理条例,没收了姥爷的房地产和古董,生意被封。给了他一个职务,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料室主任。

  我小时候经常住在姥爷家。

  姥爷爱讲故事,我坐在他膝盖上,觉得他很巨大。他不仅高大,还有很多胸毛儿,我老揪他的胸毛儿,还有很多痦子,红的,棕的。

  老头子在孩子心中可爱慈祥,不过在父母、舅舅、姨妈眼中姥爷是个威严的人,聪敏过人说话算话,却也有不少锱铢必较,度量小的故事。奇怪的是,姥爷只冲离他亲近的人们发火儿,而不冲外人和孩子辈儿发火儿。

  看来外面坦荡的君子是免不了里面戚戚小人的煎熬。这可能就是人性中真正的瑕疵,与软弱、爱面子一样的。

  我的卧室和姥爷的卧室很近。我睡的房间有一面是方格窗户,玻璃上面画着圣经故事,我天天想尽办法不进去睡觉。叫耶稣的人脑袋上有一个圆圈儿,使我联想到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耶稣给麻风病人洗脚,耶稣走在漆黑的海浪上,一个妓女半裸着身子,紧紧地托着基督的脚。那些图画给我一种压抑感,感觉活在世上是为了与罪恶博斗。所以我睡觉时总是面朝墙,早上起来歪着头出去,不敢看。可能对我来说生活是绚丽的图画,所以我最喜欢《神笔马良》的故事。

  第二可怕的是我床头儿有一幅巨型景泰蓝的画儿,一只金毛儿虎,吼着往山下冲。我老觉得它马上要冲到我的床上来!

  有一夜我睡不着觉,就跑去找老头儿,“姥爷我不敢睡觉,听到有老虎叫……可不可以钻你被窝儿?”他掀开被子让我钻进去,把一粒安眠药掰成四瓣儿,给了我一点儿。迷迷糊糊中听见他说:“别害怕,那是一只假老虎,不过这只假老虎可值海了。”我早上从姥爷的床上醒来,第二天晚上,那古董老虎不见了,墙上只留下挂过画儿的痕迹。

  姥爷有山东口音,“关灯”叫“嘎灯”,或者是他故意开玩笑。他床头上有一盏精美的绿色景泰蓝小灯儿。六十多岁时,他忽然心血来潮要学德文,晚上背德文单词儿,一只手半握拳,另一只手的指头在被子上写单词儿,眉毛很长很重,大大的鼻子,大约要聚精会神地学一个小时。他想睡觉了,就大喊一声“嘎灯”,所有的人睡着睡不着的都得睡。

  他不跟姥姥睡。姥姥和姥爷是从小儿订的亲,曾祖家要求媳妇有文化,就送她上教会学校。姥姥以后又自学英文,差不多学到小学水平。我的姥姥为人公正又坚强。

  姥姥也很喜欢我,为什么我并不知道。

  姥爷信仰基督教,出于文化道德价值的束缚,表面上他痛斥爷爷娶小老婆的封建习俗,但他却暗养情人。我母亲说他的情人是个蒙古公主,姥爷很爱她,但始终没能离弃原配,公主很快就离开了他,使他一生痛苦,说自己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没有尝过爱情滋味。

  “道德观”把偷偷瞥了情感一眼却道貌岸然的男人钉死在“形像”的图画上,然而没有一个有爱的女人喜欢偷偷摸摸活在图画的影子后面。

  姥爷睡的卧室是最小的一间屋子,没有窗户,屋子里有一扇厚厚的天鹅绒帘子,颜色紫红,绒帘子遮盖了一面墙,对我来说那儿是个很神秘的地方,因为是“禁区”。一次我跟着姥姥溜进去,里面满满当当的古董架子……一股股臭香臭香的旧东西味儿。那是一个巨大的库房,每一件古董都很宝贵。姥爷有时候在里面待很长时间,厨子招呼“吃饭喽!”他都不出来。

  母亲说库房里面还有一个库房,她年轻时也对这个库房很好奇,结婚以后才进去过几次,为了看看古代的春宫画儿。

  姥爷如何收购古董呢?

  原来家里的院子挺大,现在这院子里已住进少说四十来户人家,连搭带盖的已无法辨认出原来的结构。每到星期六,农民和城里的古董小商贩用驴拉着货,等在胡同口,到时间,进院子里坐一圈儿,摆摊儿,姥爷从楼上下来选购。

  后来我问过姥爷:“有假货吗?”他说:“太有了!假货一般骗不了我,原因是我上了无数次当,才被训练成专家,呵呵!”他谈论古董时的笑声总是很开心。

童年琐事注定一生

  童年琐事注定一生

  我出生在清华大学校医院。

  生我时,住在天津的爷爷奶奶来北京,下火车后从车站打了个电话问生了吗?是男孩女孩?听说是女孩,马上买了回天津的票。

  小时候儿,我特别喜欢姥爷的书房,姥爷每天早起要“站桩”,往那儿一站,张着嘴,半天不动!这时孩子们一点声儿不许出。十一点半以后可以进他的书房看书,有中国的外国的,小孩儿的大人的书。他有几位美国的好朋友,常送他东西,也送他外国儿童图书,像《大象巴巴》、《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等等。

  我看书,急着翻页,免不了撕书,听到撕书的声音,他坐的皮转椅“嗖”的一下子就转过来了,我就得过去自己说打几下儿。我小时候儿特笨,别人使眼色也没有用。我姐姐撕了书,总是说:“打两下儿吧!保证没有下次!”我总是说十下儿。我母亲说:“你下次别说十下儿就说三下儿。”可我还是老说十下儿,不知是吓糊涂了还是怎么回事儿。

  我受惩罚还因为砸了盆子摔了碗,吃饭说话,吃饭吧唧嘴。小孩儿有小圆饭桌,年纪小的先动筷子要受惩罚,饭再好吃,一边儿罚站吧。吃完饭扫地,好多个孙子孙女儿,轮流扫地,扫不干净要受罚。

  从父母和家人的只言片语里我了解了一点点他们的青年时
代—母亲怀我的时候,仅二十几岁,是北大西语系的毕业生。父亲在清华时,因为成绩优秀被留校教书。划成右派后,因为他很能干,就以“劳改工人”身份被派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工地上去。实际上他是设计师,因为右派身份,而只享有劳工待遇。母亲便作为父亲的替罪羊,被下放到东北长春吉林画报社。

  姥姥口中的故事是:“国内掀起了反右派运动,大家一再嘱咐你爸‘大鸣大放,百花齐放’也不要发表意见!你爸守口如瓶,最风火的时期躲过了,没被划成右派。运动结束时,上级嫌清华大学右派名额不够指标。瞧!就发了一次言也给打成‘后补右派’了,害得你妈被下放东北,北京正在大兴土木,需要他留在北京发挥才能。”

  母亲说:“可你爸还真心为了祖国更好。”

  母亲被下放,我三岁,去东北还太小,母亲就带上了五岁的姐姐。母亲本想把我托付给姥姥,但姥姥家已经有一个孙子,一家之主是姥爷,收养孙子比收养外孙女顺理成章,在姥爷眼里,小女儿的婚姻是不幸的,因而怨恨我父亲。父母就把我送进离姥姥家最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托儿所全托,一家四口从此拆到东西南北。

  那几年母亲是怎么过来的,她不大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别老问我这些越说越难受的事儿,好不好!”

  那时是饥荒的时候,她谈过一点点饥荒的事儿,“没有东西吃,大家都浮肿,全装病去医务室拿大药丸子充饥。那还是好日子呢!我下放孙老庄时……山坡上的树皮被吃光,冬天,因为所有的树都扒光了,树冻死了,来年连吃树叶的可能都没有了。”

  我姐姐在吉林画报社幼儿园。夜里她把玻璃窗打破,穿着睡衣,沿着铁路走,冻得不成人样儿被大兵拾回来。她说梦见姥姥,想回姥姥家。与此同时,幼儿园还出了另一件事儿,一位阿姨惩罚一个北京下放右派家的小男孩儿,把他关到地下室里,后来给忘了。一周后孩子的父母来接,她才想起来,到幼儿园地下室一看,小男孩儿浑身是血,头撞破了,手也抓破了,死了。母亲吓得立刻把我姐姐送回北京我姥姥家。

  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幼儿园的阿姨对我特别不好。那年我三岁半,还不太会料理自己的起居。冬天阿姨惩罚我站在外面,“什么时候你学会自己穿鞋,什么时候我才让你进来!资产阶级也要自力更生,懂吗?”我母亲回到北京,看到我两只脚冻得肿大,穿不进棉鞋,手也红肿得像五根胡萝卜,烂了。

  星期六没有晚饭,孩子们在走廊里,面对面坐在矮长凳儿上,等着家长来接。我眼巴巴地盼呀,盼着父亲早点来接我。父亲每天在工地劳动以后,还要去学校给学生上晚自习,所以他星期六来接我常常迟到。一般五六点钟的时候,孩子们都回家了。有一次都晚上十点了,我还坐在长凳儿上等他,我想去厕所。刚进厕所,就听到阿姨大喊:“李爽,你爸来了!”平时我很恨这个阿姨,她常常罚我的站,我只记得她姓雷。我连屁股也没擦,俩手提着裤子冲出厕所,走廊显得如此漫长,我拼命地跑跑跑……一下子扑到父亲怀里,使劲儿抱着父亲脖子不放,听着雷阿姨像往常一样数落爸爸来晚了。我多么希望爸爸能勇敢些,大骂她!可父亲从不回嘴,还笑着赔礼道歉。

  我依然记得雷阿姨的样儿:中等个儿,不胖,短头发很黑很齐,大眼睛,面唇边一颗带毛的痣。她把我推到墙根儿,弯下腰脸离我很近,用指头一下又一下戳我的额头,说我,我学会了“听不见”,居然可以数出她的黑痣上有四根毛,一根长三根短。以后在街上甚至在生活中,遇到长得像雷阿姨的女人我都反感。

  每当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就会不自觉地加倍宠爱我的孩子,仿佛把他们当作某种替身,看见他们丰衣足食,无忧无虑,我会想:“如果我当年能有这些爱该多好呀。”真的,我不希望任何人在童年时代受到任何心理上的伤虐。那种伤害会使一个孩子对人间是否有“爱”产生本质上的怀疑。幼年的心理阴影是拖累,使人混淆在心理时光中不能自信,童年的负面记忆是很难疗愈的,甚至可以污染所有未来的美好时光。

  只要有时间父亲都会给我讲故事,听《卖火柴的小女孩》我伤心地为小女孩儿哭,听《皇帝的新衣》我笑破肚子,听《拇指姑娘》我浮想联翩,听《西游记》我到处练翻跟头,听《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吓得我往被垛子里钻,做了一夜的噩梦。

  星期天父亲会偶尔带我到外面吃饭,这是幸福的时刻。

  有一次我们俩吃完晚饭,顺着街往家走。父亲忽然说:“哎呀!我把书包忘餐厅了,你在这儿别动!等着,我跑回去拿。你和我一起跑太慢,书包会丢了。”他迈开大步往回跑。等他的时候儿我扬头看天,几个星星串在一起很像一把大勺子。父亲拿了书包回来,我问他,他就给我讲那是北斗七星,最亮的那颗是北极星。

  我至今常常在夏夜看这个星座,每回都好像能听到他的声音。

  有一次,星期天,父亲带我出去玩儿,晚上回来,正赶上姥爷姥姥要去看《白蛇传》。我父亲说孩子睡着了,老头儿就让他进了院儿,之后就走了,可实际上院儿里的门都锁着,进不了屋儿。当时已深秋,父亲说他等到很晚了,第二天还得去工地,孩子总冻着也不行,就从厨房往客厅送饭的窗口爬了进去。把我放在小床上,又钻出来在外面坐着等。

  老头儿回来大怒,“我们是什么人家!还有会钻窗户的!”

  我父亲虽然骨子里非常中国,却很喜欢西方古典音乐。他喜欢听唱片,老外的唱片他都有,还拉一手很好的手风琴,我们最大的享受是听他拉《蓝色多瑙河》。到现在每次我走过巴黎街头,一听到卖艺人拉手风琴,就想起父亲,心也马上即收又放,荡漾着无名的甜,但是那个甜中也有许多酸涩。

  我父亲一九五九年带着右派的帽子调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任教,母亲一九六一年从东北调回,也进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教英文。一家人团聚了。

  

  我母亲年轻时喜欢打扮,这时又从箱子里翻出来几件好衣服穿上。这是一段难忘的幸福日子—我们姐儿俩,快乐地一手拉着母亲一手拉着父亲,在颐和园度过了整整一个暑假。

大革命

  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怎么起来的,我始终没弄清楚。

  学院完全变了样子,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漫天的传单。

  我与同院儿的一个小男孩儿亚明很要好,平时我们在一起玩儿。

  红卫兵在主楼散传单,唱歌儿,打人,人山人海地,看大戏似的。学校以前挺漂亮的,现在贴满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花花绿绿。这天,亚明跟我说:“贴了好多你爸的大字报,说你爸是右派是国民党特务。”我反问他:“你爸呢?”

  “我爸十六岁就参加了解放军。”他眼神很优越地瞥了我一眼,透出为我担心的神情。我马上跑回去问父亲,他表面显得很平静,说:“一九四四年我十五岁在台湾上过七个月中学,我怎么够当特务的资格呢?我已经申报过。放心!”

  当时我特别担心出身问题,知道工人、农民、解放军家庭是好出身,我们家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更不是解放军,就问母亲“有没有一种别的出身呢?”母亲说“职员”,我觉得踏实了点儿,有救儿。因为我爱自己的父母,一点不想交换出身,我常见到邻居中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家,不分街头巷尾满口脏话地侮辱自己的孩子,还抽大嘴巴。

  学校“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每一天,学院里都有新的“牛鬼蛇神”被揪出,在外国留洋的学术权威、校长、出身不好的都要写从一九四九年以来自己的履历“交代书”,并且号召大家放下人情互相揭发。

  批斗会一天一场,我挤在人群中看,发现开始还有对人性起码的尊重。后来,大学校园里来了许多外地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势态突变。他们站在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上,在学院的路上游行,连续唱着一首歌:“拿起笔来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批斗会上,外地的红卫兵叫着:“北京的大学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们太温良恭俭让了!……对于阶级敌人就是要打,打——打呀!”他们脸上放出要杀人的凶光,是活人都能觉出来的。一个很美丽的苗条少女,穿着一身绿军装,刘海整齐而漆黑,她大概是文工团的吧。她解下皮带,动作像电影里的女英雄,用有铁头儿的一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抽下了第一鞭,校长凄惨地叫着,可以听出他作为男人和以往权威性人物的抑制。我闭上眼,这是一生中第一次看到暴力。我从人堆里玩命挤出去,往回跑。我看见,张张脸上挂着看好戏的表情,人们把自己的弱小汇总成集体的亢奋。“那打人一定有‘道理’了。牛鬼蛇神这些‘坏人’的惨叫已不是人声儿,与理直气壮‘好人’的叫好声儿上下辉映。”我的恐惧远远比不上听到惨叫声而悲哀的感受来得强烈。我不懂为什么别人挨打我会“疼”得逃跑,惨叫声追着我的耳朵,我跑回家,把着阳台栏杆远远地望去,心中惊悸而且彻底糊涂了。

  红卫兵把这些人打得死过去,再用凉水泼醒,让他们头顶着别人的屁股在校园里排队爬行。学校很大,他们爬遍大街小巷。红卫兵强迫他们唱歌儿:“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如果最后“我该死”的高音提不上去,铁头儿皮带便雨点般落下。

  突然,从阳台栏杆儿缝里,我看见一个秃头,那是我同班好朋友亚明的父亲,难道出身好的共产党员也是“牛鬼蛇神”吗?世界已经神经错乱。

  第二天我又去了,伤心地关注着好友亚明的命运,我蹲在一棵树下,他和姐姐蜷曲着身体紧紧挨在一起,把头夹在腿中间儿,他们仿佛小罪人。他姐姐的辫子蓬乱,两个孩子不哭也不闹,面对毫无同情心的空气,等着被批斗的父母。树梢上挂着条条横幅“遣返地富反坏郭××……”批斗会在一片口号中结束。一辆卡车来了,他的父母被乱七八糟的手胡乱揪着扔上卡车,亚明的母亲大声喊叫:“我从新加坡回来是为了找毛主席找共产党闹革命的!我无罪!我丈夫是共产党员,无罪!我的孩子是无辜的……”话没喊完,“哔啪”打人的声音山响!她的党员丈夫没有护着妻子,恐惧地躲藏在车的角落里,亚明和姐姐是自己爬上卡车的。车“轰轰”启动,亚明一家被遣送原籍,合肥的什么村,让农民监督改造去了。

  亚明的母亲是几天来我见到的第一个敢反抗的人,是女人。

  我惊恐伤心,我喜欢亚明,如果在卡车上他肯看我一眼,说一句“跟我来”,我真的会爬上车去。

  全家人话越来越少—父亲担心,要求我们也紧跟革命形势。全家破四旧,连夜做了一次大清理,线装书、英文小说、好看的玻璃器皿、水晶艺术品、古董都翻出来,堆在地上准备砸碎后扔掉。母亲把自己以前最喜欢的衣服、首饰翻出来。高跟鞋的后跟儿,连锤子带锯子地往下薅。我偷偷在五颜六色的“四旧”堆儿里拿起一块心形海蓝宝石,握在手心里,真好看呀!我又拿了一颗象牙的内绘珠,拇指大的珠子上有一片小小的放大镜,里面绘有精美的观音像。虐待它们真是太可惜了,我把它们藏在枕头套里。

  我九岁了,又一个俗话秋老虎的季节来了。一天,我和姐姐准备去玉渊潭游泳,本来父亲说他也准备去游泳,姐姐十二岁了,跟父亲玩儿已经没意思,就没有等他,我们自己玩去了。母亲给我们每个人两毛钱,正好够来回的车票,加一根冰棍儿和一包米花儿的钱。

  还没游泳,我就已经忍不住把两根冰棍儿买了,吃完,馋虫被勾出肚子,下水之前,坐在岸边儿稀里哗啦吃光了米花儿。那时一包米花儿三分钱,糖米花儿四分。姐姐问:“你还馋吗?”我使劲儿点点头。“哎,待会儿咱们混车,不买票,省下的钱可以多买一包糖米花吃,你个子小,用不着买票,长得也不起眼儿,人家不会注意你。”我不够漂亮又被姐姐拐着弯儿地强调出来,可甜米花太诱人了,我答应了一声:“行”!站起来冲进水里,游呀游,水太神奇了,水可以洗掉我“不漂亮”的自卑感。我蛙泳时望着远处的绿树,狗刨时感受着深水浅水凉热翻滚交替在肢体上的刺激,仰泳时,我望着北京的蓝天白云,幻想在现实之外有一个人爱人的世界。

  游完泳在公共汽车这段路上,我紧张得不行,甜米花儿也突然不甜了,人越害怕什么就越会吸引到什么,下车就被抓住了。我永远记得这种由道德教育而来的耻辱感,我脸红红的,不敢抬头,到售票站。几个售票员七嘴八舌把我们狠狠说了一大顿,过后也就把我们放了。有时你不得不迷信,好像冥冥中真有一种祸不单行的运势。

  天都塌到自己身上了,更可怕的还在后边儿。

抄家

  抄家

  父亲骑的车是辆破车,最好的那辆,也不过是辆骑了快十年的德国生产的老名牌车,留给母亲骑。父亲车上有一个人造革黑包。我们姐仨都特别喜欢父亲的包儿,因为父亲的包里时不时就有点儿好吃的。翻大人的包绝对是犯忌,但我知道他绝对会给,他是个“馋”爸爸但绝不是“独食”爸爸。

  那天游泳回来,混车被抓的焦虑紧张还在心头没散,刚进路口就看见我们家楼道的窗口、门口有很多人头晃来晃去,住宅区十几栋楼所有的孩子都在外面看热闹。

  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直觉已经感到“我们遭难了”。我俩走过去,孩子们立刻喊道:“狗崽子回来了!狗崽子你们家被抄啦!”抄家的是大学的红卫兵。

  孩子的无知往往残忍—我见过自己的儿子捉到一只蚂蚱,专心地把它的腿慢慢揪下来,要看到它微妙的反应,并且把缺腿的蚂蚱放回去,观察它是如何继续爬行的。

  我和姐姐互相紧紧地拉着手,试探着前行。孩子们的围攻开始了,声音尖锐:“打倒狗崽子!打倒狗崽子!”这个地区就我们一家挨抄,孩子们肯定是要宰我们啊!

  我觉得可怕极了,无依无靠地忍着。从小我就学会了忍,多痛也要忍,仿佛是一种依靠自我内在天性的无形祈祷。

  早已打碎了的四楼破窗户上,吊着我家的缎子被面、床单,母亲珍惜的洋布旗袍搭在破窗口上,母亲最后的一次生日礼物——那件艳黄色华丽的布拉吉(连衫裙)和一条粉色长长的纱巾拧成绳子,被孩子们拉来扯去地拴在树上……自己家的东西自己太认识了,无论在什么地方,哪怕把它们撕成碎布头你也会认出,那是带着记忆和故事的隐私。小孩们把我母亲的高跟鞋踢来踢去,唱片满地,书页如雪片散落。红色雕金花儿的箱子、古董花瓶……曾经美好而被珍惜的东西一夜之间变成了被人忌讳的粪土,随便被孩子践踏的破玩意儿。生命会不会也是个戏法儿?时而颠三倒四,时而真假难辨。

  我们姐儿俩就这么挤在一起往前蹭,心已变成快要被吓死的小兔子,“怦怦!”狂乱地超负荷地跳动着,我们只剩下一线希望:回家,赶快回家!但那个叫“家”的地方到底在哪儿?

  家里站满了红卫兵,个个红袖章,绿帽子,十几个人,有的还拿着棒子。

  父亲游泳去了。幸好不在,他要是没去游泳,准给打死。红卫兵中有些是父亲最重视的高材生,领头儿的姓常,是父亲教研组里的教师,个子很矮,也带着红卫兵的袖章。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父亲的助手,也是暗中的竞争对头。九十年代,我父亲担任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院长,一九九八年我父亲去世,环科院和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在八宝山联合举办了隆重的葬礼。整个葬礼都是他忙着组织、筹备,并且亲手布置了灵堂。

  父亲曾经聪明过人,在学问上是一流的,却因为是个理想主义者,不免在研究业务上太精益求精,有些吹毛求疵,招致嫉恨。这十几个人拿着棒子就是冲我父亲来的,母亲在学院里人缘儿很好,这些人下不去手。

  大门敞开——只能看见母亲的背影,此刻的我,多么需要扑到母亲怀中,寻求保护啊,却见她几乎站都站不住,马上要晕倒的母亲脆弱得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了。害怕她“摔倒”的情绪使我突然强壮起来,是,当心中的恐惧,已无处宣泄,在一堵坚硬的墙面前,人或退或进就听天由命吧。

  我不懂,父母干了什么,招来众人如此讨伐,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从感情上我坚信他们是好人,因为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母亲嗅到了自己的孩子,她转过身,目光多么无助而且内疚。在见到我时,她坚强起来……我想扑到她怀里,想哭,想埋怨,想问为什么!但我都没有做。对命运的一种接受降临了,我意识到只有接受并且扛起它。人总是能继续活下去,人是有弹性的。

  母亲的身影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她歪着身体靠在门框上,看着别人随意在自己的家里乱翻,所有的隐私和珍惜,被陌生的人们以最最野蛮的方式玩弄、唾弃、践踏、砸得粉碎。几个学生头目和矮个子教师把我家所有的椅子都占满了,他们抄累了。

  过了多久事儿才完,怎么完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走的?一切都掉进了黑暗里。

  天快黑了,我知道父亲回来了,因为外面孩子们一片喊声:“打倒大右派,打倒李献文。”

  这天我并没有同情父亲,“家变成这个样子就因为他是右派。”明天、后天、大后天被侮辱的日子怎么过,我的心理世界没有了支撑点,已从里到外塌陷了。可是我坚信父亲不是电影里和教科书里所描写的那种坏蛋。

  我问:“咱们家到底是什么出身?以前你们说是职员。”母亲说:“资产阶级。”父亲说:“资产阶级算什么出身啊!”母亲说:“你爸是右派,那时你爸年轻太轻信—”

  “信谁?”我问,母亲觉得失口,停住。

  “右派是什么?”“有左派就有右派,你爸反正是好人。”被翻烂了的家在骚动的寂静中,像没魂的鬼屋儿。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个解释,所有的话都驴唇不对马嘴。

  父亲定定神儿坚持说:“你填表不要填右派……”其实他对了,我就永远没有填过“右派”。在这件事上他很坚决,让孩子们精神上有种支持。有的人家是当着孩子们的面抽自己嘴巴,说自己是王八蛋,走资派,要改邪归正。到处传来子女殴打长辈的故事。有人唾弃,有人赞誉,似乎好坏的界线是模糊、可以随意玩捏的橡
皮泥。

  我们旁边儿的楼门儿,校长的女儿带着全班同学和红卫兵抄自己的家。这个女孩儿是他父亲最不喜欢的一个女儿,不光是因为她眼睛很斜,一只眼睛差不多全是白眼。她是校长前妻的女儿,在家里的地位就像灰姑娘。这个校长很有名,是个大人物。但关上门儿以后的故事谁也猜不着……

  我们旁边还有另一户邻居,孩子是我一个小学同学,出身职员,一时外地的红卫兵抄家上了瘾,见屋门就闯,到他家时,一家人已经熄灯,正赶上他的父母亲在黑处吵架……男人爬起来给红卫兵磕头,说:“红卫兵爷爷,我不就和老婆拌几句嘴怎么惊动了您大人?”红卫兵见弄错门牌号,就说:“没什么,看看你们家有没有四旧。”他老婆当时就跳起来给了他四个大嘴巴,说:“你这个混蛋,红卫兵来家,你肯定有什么罪过!把你的手枪给我拿出来!”他说:“我哪儿来的手枪?”她非说丈夫有把手枪。后来他被隔离审查了很久,也没有逼出什么手枪来。被放出后,老婆已经和另一个解放军小干部在一起了,无家可归的他失踪了。不久八一湖里打捞出来一具尸体,已经快被鱼吃光,只剩下骨头。通过一颗金牙家人说认出来是他。现实,使许多时代的英雄一夜间变成了狗熊。英雄和狗熊的故事常常被成倍夸张,添枝加叶胡乱传开,总之,人很难活在真实中,往往想从历史中学习或借鉴点什么,却发现历史是早已被加减了的历史。

  通过这个同学,我发现自己是幸运的;没有人再理她了,只有我与她同病相怜。她悄悄告诉我:“我妈因为看那个八一湖里的死人有金牙才认领,”

  “你爸有金牙么?”

  “没有。”

  抄我家那天早上,我母亲说:“别人家都开始挂主席像,咱们家也挂吧。”我就把以前放照片的框子拆了,在动物园商店里选了半天,又要美观还要不贵,我们选了一幅黑白绢织的主席像。我非常仔细,绝对认真地装好毛主席像,可是我把主席像装反了,又急着忙着去游泳,说:“晚上回来再换吧。”

  回来就晚了。人间有些事情无法合理地找到解释,霉运当头时,刮来的风里都带着倒霉的腥气,倒霉的怪风再把你吹进更加恐惧的危险中。那貌似偶然性的东西,并不偶然。

  我们家新添的罪名儿是:倒挂毛主席像,而且是挂在墙壁的正中央,有好几个证人都看见了。

  我喜欢草啊,花啊,可花草已被打上四旧的符号,爱花的人家哭着用开水烫死祖传的古盆景。没得可种,我在阳台上埋了两个土豆儿,捡来几颗被当四旧扔了的“死不了”花梗种在阳台上一个破脸盆儿里,它们疯长起来,土豆秧下面结了好多小土豆儿。这是我的私人花园。

血亲

  血亲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号,姥爷家被抄。

  北京二中的红卫兵把瑰宝国粹砸得稀巴烂,明式家具、字画儿什么的在院子里烧到清晨,在砸碎了的古董碎渣上殴打姥爷和姥姥,把他们打得半死。我的大舅俞天恩,平时不大说话,蔫吧哧溜的,见谁都点头鞠躬,举止极其礼貌,像个日本人(不知是否与留学日本有关)。在批判会上,他和红卫兵站在一起,昂首挺胸很勇敢的样子,长长的分头耷拉在额头上,显然今天他的头发上没有了昔日亮亮的梳头油。他走过去抽了自己的父亲一记耳光。

  从这天起,姥姥就有些精神错乱,清醒时默默不语,糊涂时在街上到处找自己的孙子、孙女,见小孩就问:“你是爽子吗?”

  姥爷、姥姥被赶出家门,南小街八十六号青灰色的围墙上写满标语、口号。

  家门是两扇漆成黑色、包了铁皮、厚实又气派的大门,上面用钉子整齐地镶嵌着精制而吉祥的花纹,据说那是姥爷花了不少心思和钱,找在天津租界给德国建使馆的外国工人定做的。这座曾经在我心中象征着“永远安全”的庄严大门右上方,现在挂了一个醒目的牌
子—“南小街街道革命委员会”。

  姥爷带着姥姥投奔到旁边内务部街大儿子的家,大儿子带着全家人堵住大门,不许进。两个老人去海淀魏公村,想在外语学院教书的二儿子俞天民家,二儿子婉言推出父母。二儿子没有受到冲击,因为外语学院留洋的人太多,他也不是右派。

  姥爷拉着精神错乱的姥姥,来到住在海淀区的三姨姥姥(姥姥的妹妹)家。三姨姥姥不肯收留他们,拿起他们的包抛得老远,跺着脚喊道:“我没有你这个臭资本家的姐姐!我家老头是贫苦人家出身,我早就和你们划清界限了……滚!”三姨姥姥自一九三九年从乡下投奔北京的姐姐,一直负责给我姥爷看管海淀的别墅,他丈夫管理花园和菜地。

  人与人之间个个心中有笔混淆的账,“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父亲常常提起岳父对他的不是,但是今天姥姥、姥爷就站在门口……我插在大人之间扑上去,死死揪着姥姥肮脏的袖筒,“进—来,爸,妈,让我姥姥进来,进—来!”我的父母让出了大门口,收留了他们。我充满感激抬头仰望父母,一股钦佩,我像看神一般看着父母,仿佛在他们犹豫是否准许两个老人入室的瞬间—世界在我心中眩晕了一下,当姥爷、姥姥迈进我家门的一刻—世界没有崩溃,保存了一份大美。

  姥姥、姥爷在我们家住下。姥爷当时还行,姥姥神智时清时迷,看不住就往街上跑,见了小孩儿就叫“爽子”。姥爷后来就不行了,一拐一拐的,母亲找附近中药店的一个老中医,老头儿说:“给资本家治病我害怕。”母亲求了半天,他同意了,说:“毛主席也倡导救死扶伤。”老头儿就偷偷在他自己家给姥爷扎针。

  一天,我母亲急急忙忙冲回家,门弄得叮当直响,这很不像我那一向动作轻柔的妈妈,她说:“有人打小报告了,刚贴出大字报─大右派李献文窝藏买办资本家岳父和丈母娘。”红卫兵后脚跟上来,看了看老人们,到门口命令道:“赶快轰走他们!”母亲不情愿,“老人有重病,已经无法对党和国家制造什么危险了。”红卫兵就拿出扩音喇叭在街上喊,要对右派李献文窝藏买办资本家的行为,采取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当下父母把姥爷、姥姥送回内务部街二号,哭着求他哥哥收下老爹老娘,日后安全了一定接走……

  大舅竟然收下了他们,把老爹老妈安排在小院儿里一间六平方米堆放杂物的屋子里。这座小院子是内务部街二号里面大院看守住的地方。一九五○年“公私合营”运动时,姥爷被迫交出了近百间房地产证,政府开恩给姥爷保留了内务部街二号的产权和这个看守的房子。大舅就住在这儿,房依然还属于老两口。

  没有多久,姥爷半身不遂了。

  原来,他们天天被儿媳妇和三个孙子欺负;嫌姥姥疯,嫌他们吃得太多,往姥姥饭碗里吐吐沫。姥爷理辩着反抗,结果孙子把爷爷奶奶捆起来打,拿菜刀对着他们俩的脖子晃来晃去。姥爷瘫了。姥爷一瘫,姥姥倒奇迹般地突然清醒过来。后来,姥姥在那间小屋儿里自己伺候着姥爷。与对面大舅家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却如同陌生的路人,只有大舅见了爹妈偷偷点下头。

  人真是最怪的物种,相信面相。我姥爷长了一副世上最福分的面相,却命如纸薄。

  后来我常常去看他们,小屋儿里除了两张床,也就没有下脚的地方了,姥爷瘫在床上叨叨,天南地北他什么都懂,因为我爱听,他就兴奋地滔滔不绝地讲给一个小观众,他讲过去的事情,讲老北京的生活,讲天文、历史,绘声绘色,我最爱听他讲什么是真古董,什么是假的。“爽子,玉器要用舌头尝……琥珀要用干净的手掌恭恭敬敬地轻揉,它高兴了会发出暗暗的香味儿。”

  “琥珀懂什么?”

  “太懂了,它们经历过万万年天地的洗礼呀!”

  “它们不会说话,不会反抗。”

  “哎呀,爽子,你们这一辈人本来就没吃过没见过的,还赶上个‘文化大革命’,抄家时,字画儿在院儿里烧了好几个小时,火里有一块好的琥珀……”他的话好像被痰噎住。

  “琥珀说话了?”我急问。

  “比说话强多了,它发出的香味满院子都能闻到!”姥爷眼睛亮了一下,立刻又黯淡于痛苦的记忆中。

  “火里还有什么好东西?”

  “嘿!好东西多了去了!”

  “值钱吗?”

  “海了去了!有郑板桥的、张大千的、吴昌硕的,连康熙、乾隆、慈禧的字画儿,加上唐伯虎,一把火……我想下辈子当穷光蛋吧,没啥惦着的—省心。”闭上眼睛他歇了。一个念头闯来,他已经没劲儿再活了。

  不久,姥爷濒死,捯气儿的声音好吓人,脸色灰黄,腿特别瘦,眼珠子黄绿黄绿的快速地翻了几下。两只手显得特别大,胳膊也特别长。姥姥就坐在床头儿,我坐在一个小板凳儿上,姥爷的大女儿是医生,说:“不行了,不行了,爸爸不行了。”屋子太小,站外头的人轮流过去看看他。

  姥爷的四个孩子都是按基督教起的名字,大儿子叫天恩,二儿子叫天民,大女儿叫天琛,我母亲叫天玫,所有的孙子辈儿都是按圣经里的名字排队,彼得、大卫、保罗,等等。

  大儿子天恩突然进来了,喊:“爸爸,爸爸我对不起你!”我猜姥爷已经听不见什么了。我一直很恨这家人,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大舅叫唤、祈求原谅的那一刻,我原谅了他。那之后我埋怨过自己,“干吗那么没立场!”没办法,人有深处的情感立场,不由自主,比外界后天的教育更能主宰人的行为,那是人与生俱来的,拦也拦不住的爱,或人称“慧根”的东西。

  我摸着老头儿的手,摸的时候特舒服,像小绒布儿,温凉温凉的,看着上面那些老人斑,我一点都不悲伤,一种莫名其妙为他庆幸的感觉,当时我不明白,现在想—那是庆幸他获得了解脱吧。

  当时没有一个儿女哭泣,在院子里呆站着。当医生的大女儿宣布:“爸爸走了。”姥姥把脸捂上了,她在流泪,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坚强的老太太哭泣。那也是我第一次向生命提问—人间有没有几十年的夫妻是为了爱而生活在一起的?

  他们俩五十多年的夫妻,早已没有男女的爱情,姥姥年轻时常常挨丈夫打。我想姥姥的泪水里一定还有更多当女人的苦涩。

  后来姥姥一直住在这小屋儿里,已经七十多岁了。没有人给她做饭,洗衣服,与对门的亲人各过各的。她曾经这样说:“爽子,除了可以独立的女人,没有一个女人会因为美貌而被男人尊重。”

天塌了人还得存活

  天塌了人还得存活

  抄家不管是不是“四旧”,是东西都抄光。抄家以后的冬天我觉得比每年都冷,连天气都与倒霉的人作对,我们没有棉衣。那是我第一次理解—透心儿凉说的是什么。

  抄家后,父母没有工资,一个月三十块钱生活费。那是我第一次理解—穷光蛋的意思。买新衣服根本不可能,那也是我第一次理解—寒碜是什么意思。我们每天吃粥,吃南瓜那更是我第一次理解—馋的力量,小时候在姥姥家吃的奶油西点?现在应该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我爱跑,爱跳,爱动,我父亲说:“你太费鞋,补鞋要花不少钱。”街上补一个洞三角钱,太贵,我父亲就自己学补鞋,弄来一个鞋匠淘汰下来的铁脚儿,晚上大家都睡了以后,他补鞋。我们的布鞋补了又补,若打上油快成皮鞋了,今天穿出来一定很“潮”。裤子的屁股和膝盖上补了又补,裤腿接了又接,并不是满街人都穿补丁衣服,但出身不好的人家多数如此。爱美且细腻的我很害羞,我母亲说:“别这么想,不是说要艰苦朴素吗?”

  母亲还常叮嘱:“爽子,挤牙膏要省,别掉在池子里。”牙膏用完了,父亲用剪子把牙膏皮剪开,用牙刷扫得干干净净。

  有一次,母亲准备带着我们姐仨去王府井。好几天之前我就开始盼望,因为母亲告诉我们要给姐仨买布添衣服。幸福的三姐妹,高高兴兴挤上三路公共汽车,一路上欢声笑语,街景儿也格外漂亮。

  到王府井刚下车,母亲大喊:“抓小偷啊!有人偷了我的钱包!”下车的地方正是长安街和王府井的交叉口,有一个大公厕,女厕右边,男厕左边,如今已变成了麦当劳。母亲从未有过极端的行动,她大喊大叫冲进了厕所,我们羞愧地喊她:“妈!妈!那是男厕所!”她不管不顾往男厕所里冲。街上的人开始起哄,母亲脸色苍白地回来了。声音发颤,说:“一路上我紧紧用手抓住钱包,生怕丢了。”

孤独只是感觉却令人恐惧

  孤独只是感觉却令人恐惧

  我当时在院子里很活跃,是孩子里的大将,特别能折腾,一大堆怎么玩的好主意。常常我还没吃完饭,楼上楼下的小孩们就来催,“李爽李爽还没吃完啊?快点儿,没你就不好玩了……”可能是属猴的缘故,我玩什么都特灵。

  自从我家被抄,朋友像惊弓之鸟一下子都没影儿了,要好的朋友见到我装不认识。对我这个既快乐又大大咧咧,性格很直接的人来说,那份孤单感令我恐惧。

  公寓对面首都汽车公司宿舍楼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很让我害怕。我在出门之前,每次都在门缝里侦察一番,看看公寓楼可供玩耍的空场上,是否有一帮孩子,因为一旦我被他们围住,一定会遭到辱骂,还会往我身上扔脏东西。

  我班上的一个同学叫刘鹏,他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病死了,据说解放前他是国民党里有地位的军官,一九四九年因为家庭的缘故没有离开大陆,他母亲与我母亲是同事,教德文。刘鹏家因父亲去世,逃过了一场大灾难,没有遭到抄家。

  按理说他们应该更有同情心,但是刘鹏折磨我们非常积极,经常用石子打我们。他家和我们家隔着四个楼门,他不辞辛苦,端着自家的垃圾,叫上一帮人把垃圾倒在我家客厅地上。楼里住着一个学院烧锅炉的员工,这天正好赶上他下班儿,碰上乌泱泱一群孩子跟在刘鹏后面往四楼我家跑时,他急了,大骂:“我操你大爷!小兔崽子,你们比狗崽子还他妈黑!”

  “我们要革狗崽子的命。”

  “这叫他妈什么革命啊?他妈的,我们的楼道变成垃圾站不说,还他妈成了少年疯人院了!”他冲上四楼抢过刘鹏手上盛满垃圾的破脸盆,一下子扣在他头上。“赵大爷,我不了!不了……”刘鹏突然怂起来,锈破的盆儿掉下来,赵大爷上前用脚“嘭!嘭!”几下踩瘪了,喝道:“等他妈你妈挨斗那天,看你丫尿裤子的!你丫也是国民党小杂种!别以为我们工人阶级不知道!”赵大爷一挥手冲一帮孩子喊着:“你们丫小崽子都给我滚!”叽咧咕咚,孩子们全跟着刘鹏跑了。

  我以前并不知道楼下的大爷姓赵。我心里有一丝喜悦,想:“还是有好人的!”可赵大爷并没有给我好脸色,反而瞪了我一眼,说:“还不快回家打扫房子去。谁家爹妈都不容易。”

  从这天起,刘鹏停止往我家倒垃圾,更奇怪的是追随他的小孩儿,也翻脸骂他是国民党的狗崽子了。

  我和姐姐都特别脏,头发上长满虱子。听说用醋泡头发可以去虱子,我们就用醋泡,然后拿毛巾把头发包起来,再用洗衣粉洗,折腾得满屋子醋和洗衣粉味儿。虱子没了,头发也变黄了。

  父亲、母亲显得招架不住了,铺天盖地的反省、检查、检举、揭发,随后是交代罪行、挨批判,每天都过这样的日子,好像被猎人围剿的活物。然而猎人的目的不是吃肉,而是乐于目睹垂死挣扎的人们是如何放低“人格”的底线。严酷的现实使所有假的都能成真。学校里大小知识分子,都成了寒风里的墙头草,软软地耷拉着脑袋,别管有风没风个个哆哆嗦嗦神经过敏。

  找不到任何人家肯看管我三岁的小妹妹。好不容易有个同类,一个也在挨斗的教师,他的老娘收了我妹妹。父亲送完妹妹回来,抱怨道:“别人家看孩子通常收六块,她可要了十块一个月的伙食钱。”

  “献文,有人收,已经是万幸啦。”母亲回答。

  “一个三岁小孩能吃多少!”

  “献文,你别再给自己增加不痛快了。”母亲坚定的声音传来,“这不是非常时期嘛!整人的人也有被整的时候。世上没见过看不完的戏。可现在不要面子的人满地爬!但是我们有孩子,不能把命折进去……不就几块钱么!今儿有人收了小东,这是咱们的福气。”父亲因为过去大家族的封建,是个有些迷信的人,妻子一番话安慰了他。

  现在想想,我的母亲太有力量了,那是难得的悟性。她完全可以借势埋怨丈夫,比如“还不都因为你是右派!我们才如何如何……我们为你吃了多少苦……”以此倾诉一个女人跟着男人所吃的苦头儿。母亲这样的心态应该是一个男人生命中最大的幸福,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男人都有这个福分。有人即便有了也可能会看不见,后悔时已太晚。有难同当,有福共享,谁都学舌过这句话—但爱不是照猫画虎模仿出来的东西。你有就是你的,你没有,怎么装也装不像,怎么挤也挤不出来,它是人性里边更深的自然。

  我要负担家里买菜的工作,那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我得走到合作社,那大约短短几百米的路程上,我受尽辱骂,歧视和侮辱压在幼小的心灵上,何止千百吨重。

  这一带的人都知道我家的境况,谁都可以欺负我。连售货员也一样,我刚付完钱,她假装不留神瓶子翻了,剩半瓶酱油了,还要数落我手笨!我连哭都不敢哭。“怎么就剩一半了呢?”见到这种情况,母亲眼中流露出悲伤。买鸡蛋,一个月全家就一市斤鸡蛋,给我们的全是“搁窝”的。拿破脸盆去买西红柿,在孩子“枪林弹雨”的石子儿围攻下,既要保护西红柿又要拼命逃跑,眼看快到楼门口了,一个大孩子伸脚下个绊儿,我摔倒,孩子们一拥而上把西红柿踩烂,我闻着香甜新鲜的西红柿的味道,想拣回几个,可是,西红柿像一片血浆摊在尘土里。

  嘴馋—过春节每人半斤花生,三两葵花子。坏了的花生都舍不得扔,一口气吃到长口疮。

寻找爱

  寻找爱

  我听说煤气中毒,会死,决定死一次。我到厨房把蜂窝儿煤炉子压上煤,封得很小,据说这样会有煤气。

  我坐在炉子旁边抱头,期待着自己能中煤气。脑子里像看电影一样想象着后果,如此一来母亲会伤心,会来照管我,可能因为我的死而有人哭?我使劲儿呼吸,一直坐到傍晚。

  母亲下班回来了,看我坐在炉子边儿,问:“爽子,傻了巴叽的坐炉子边儿上干吗?会煤气中毒的。”她推开窗户,叨叨:“天呀,看看全是煤气味儿!多危险。”我不说话,希望自己已经死了,再也不会说话。幻想着母亲会惊呼一声,抱着我亲我,痛哭……幻想着我爱过的所有人和小朋友们都在为我痛哭……是的,我需要父亲母亲的亲抚、关怀,我需要亲爱之情!然而事与愿违,我的命如此顽强。我不仅没死成,还挨了母亲一顿说。

  我很感谢一个真正土八路出身的家庭,那家人住在二楼。这个男人有五个女儿,总觉得抬不起头来,因为只有闺女没有儿子,我听过他笑着对别人谈到他老婆“没本事,净生点子闺女”。他是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出身,共产党员,从小儿参加革命当过八路军,立过战功,因为没文化,所以当不了什么太大的官儿。在离这儿不远的瓷器厂当党支部书记,工厂给他优越的待遇,即分配到这儿来住,这栋楼是苏联专家设计的,比较宽大。学校的人背后叫他“土八路”。

  有天,一些孩子又围着我们喊叫,吐唾沫。终于有一块砖头打在我头上,当时我没感到疼痛,只觉得眼前的世界轻晃了一下儿,头后热乎乎地,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父母不在家。我躺在地上,一头血,隐隐听见二楼那家女孩子的喊声飘近:“杀人啦!妈—四楼右派家的女孩儿流血了……”有个人坐在地上抱着我的头,拿草纸,擦我头上的血,那人是土八路的老婆秦伯母,她大骂开来,“怂B丫挺的,你们整天游手好闲,就会鼓捣点儿嘎七马八的事儿出来!你们他妈有本事整治真正的阶级敌人去,跟他妈人家女孩子家过不去!哪天奶奶的,你们遇上个浑不吝的,给你丫一板儿砖,你他妈就尝着什么叫肝儿颤了。告儿你,谁家老爷子都怪不容易的,这儿要死了人,可让你们家老爷子吃瓜落儿,你丫这辈子全吃不了兜着走!”

  我从小不会骂人,说话不许带脏字儿,秦伯母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在有死之可能的那一刻,我渴望生还。因为土八路家的秦伯母在关键时刻给我的帮助,使我恢复了对“爱”的信任。

  从此我跟二楼的姐妹们成了朋友,但跟她们在一起玩儿时我谨小慎微,带着一种感激,如同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秦伯母有时来我家帮我们做饭,我也去她家做些洗碗刷锅的活儿。她家的饭好吃极了,猫耳朵、片儿汤、棒渣儿粥、大菜团子、酸菜炖宽粉条子……嗯,香死了!为了和她们更近,我说话时,刻意加点儿“脏字儿”,但是却被父母坚决禁止。

改名儿

  改名儿

  二楼姐妹说,“你们这么倒霉,有什么办法改变吗?”其中一个女孩儿叫玉萍,说:“咦,这么着吧,你们出身不好改不了,把名字改了吧,改革命一点儿。”大家兴奋起来,翻出纸笔。姐姐表示每回上课一点名报到就有同学起哄叫她“赫秃子”(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贬称),还说因为父亲修正主义才起名时用赫鲁晓夫的赫。

  我们七嘴八舌达成协议—就叫‘反苏’吧!李反苏—我们试着叫了半天,还是绕舌头变调儿,一时蹦出了许多革命的名字:向东、卫民、永红、爱党,叽叽喳喳,最后,决定了!我姐姐叫李反苏,我叫李志红。玉平叫跃进,燕平叫建军。我说:“咱们的名字太男性化了吧?”姐儿俩笑了,说:“我爹正愁没男孩呢!”

  “真的!我爸也是!”我们几个女孩子眼泪都笑出来了。

  回到家,我和姐姐把本子、书、书包,所有的私人用品,都用圆珠笔写上新的革命的名字。到处是李反苏、李志红。

  晚上母亲回来,我们特别高兴地向母亲宣布了这个好消息,我母亲当时差点哽咽,愣了,转身忍住。父亲说:“改名字不是这么改法的,要去派出所管户口的地方,有好多手续呐。中央领导也有资产阶级出身的首长,也有封建时代的名字,名字不会改变未来。”

  结果,取新名字只是一次儿童的游戏罢了。但在玩改名的游戏中,我似乎有种模糊的察觉:改变表面的标记,可能对暗示“安全”是有帮助的。

  提起名字,我从小就不喜欢李爽这个名字,不是因为名字不好,是因为不喜欢自己。孩子不懂政治,别人对孩子的态度使孩子误认为自己不完美。不喜欢自己存在的阴影跟了我很多很多年。比如报到,报名,我差不多每次都像嘴里含着热茄子,希望吞掉自己的名字。有老朋友到画廊看到我早期的作品,偶然说了一句:“你以前的画儿怎么没有签名”。

  从少女蜕变成女人,那是一个从失去自己再做回自己的旅行,那是一个为了向外界证实自己的价值走上拼搏之路的女孩,在路上她挖掘到了一个深邃的内在自我,而成熟为美丽女人的旅行。

偷着闲情逸致

  偷着闲情逸致

  我有一个自己的游戏,取名“埋宝贝”。我在学校的花园中拾些碎玻璃、彩色纸片儿、带均匀纹路的石子、花儿、叶子,找一个自己看得上的秘密地方,刨坑,把捡来的东西组成美丽的图案,盖上一块玻璃,埋好,标上记号。只要我可以从家里逃出,不被别的孩子捉住追打,就在花园里玩儿“埋宝贝”。通过记号找到以前的“宝贝”后,小心拨开土,满怀尊重和惊喜看它们变成什么样儿,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每次都像发现了一件新艺术品一样幸福地欣赏自己的杰作。或看着那些枯萎了的花瓣儿,浮想联翩。

  冬天的早晨,我一个人溜出去捡树枝,为生炉子备些柴。

  天是白色的,有时也会抹上淡黄,太阳升起后天空微微发出淡淡的蓝色。我知道别人开始起床走动了,赶紧慌慌张张跑回家。那时一看见人心里就紧张,就像一只见人就逃的松鼠。

  幸福忧伤都应该是人内部的一种特权。生活在自己饱满的幸福和忧伤里,最终你会把握它们而成为主人。

  我还练翻跟头,倒立,劈叉,弯腰,越练越棒。年纪小,身体也软,两只手向前一按,把腰折过去,两脚着地。来回翻,空翻,翻到嗓子眼儿都有血腥味儿了,才停下来。我把这种游戏变成一种自我磨炼,观察自己能坚持的极限。

  我有时候从四楼往下看,所有女孩子都练这些。我翻起来是水滴状的,脚可以碰到手,我看她们像硬竹板儿,一头儿戳在地上,另一头儿弯过来也戳在地上,像座桥。我觉得她们没有我棒,偷看别人发现自己并不笨,开始自信了一些。

  那虽然是个压制艺术的时代,我们照样用力所能及的独特方式享受艺术。父亲说要跟上形势,不能再给自家找麻烦,全家人一起用红纸剪了一个半圆的太阳贴在西面儿的墙上。小妹妹叫起来:“爸,我的名字是东呀,太阳得从东边儿升起对吗?”

  “哎哟!我们差点又犯错误了!”父亲玩笑着说,大家都笑了。一家人七手八脚你呼我惊,好不容易把红太阳移到东墙。“哎呀!不行,还有一扇门儿当着。”需要把太阳的尺寸缩小。太阳被剪小了一圈儿,我把黄色的皱纹纸拧起来,订在太阳四周做光芒,下面用蓝色儿的皱纹纸拧起来做大海,再用红纸剪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字儿,弧形粘在太阳的光芒上方。西面儿的墙上放了一个用红纸剪的巨型“忠”字。全家人折腾到大半夜—熬红了眼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看艺术指挥官我爸,他问大家:“感觉如何?”

  “好,好极了!”我很高兴,所有与艺术沾边儿的事都能引起我的兴致。

  父亲认真地说:“校领导要求各家各户儿每天早上要一齐起床,手捧红宝书,向伟大领袖做早请示和晚汇报的仪式。”第二天一大早儿我被推醒,不刷牙,不洗脸,全家对着红太阳站成一排,父亲走过去把大门敞开,回来,轻声告诉我们说:“邻居也开门儿了。”

  父亲尽量控制,用一种不高不低的声音开头儿:“祝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家一齐举起右手挥着说:“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全家人又举起右手挥着说:“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声音在四壁间回荡!我觉得太好笑了,扑哧一下笑出声儿来,说:“傻不傻呀?”“呵呵!”妹妹捂着嘴在笑,接下来母亲没忍住也笑了,父亲赶紧跑去关好门儿。回来大眼儿瞪小眼儿,一家子笑成一团。第三天自然停止了早请示。

  我问二楼的姑娘们:“你爸妈都是党员,你们家是不是每天都做请示的仪式?”她说:“不,在单位和学校里已经没完没了的祝福,干吗回家还要祝福。毛主席不是也得睡觉吗?”她略带警觉地调皮一笑,“你可别告我说反动话啊。”我梗着脖子使劲儿点头,庄严发誓:“我向毛主席保证!”之后我眼圈红了,她搂了我一下,“又怎么了?”她问。“没事儿!”我声音都变了。是的,一个出身好的“红后代”如何可以理解,她给我信任时,是在给我爱。

眼睛艺术什么都艺术

  眼睛艺术什么都艺术

  后来我父亲决定做一件艺术品,在一块六十公分长四十公分宽的泡沫塑料片儿上,创作一幅镶嵌画。母亲从报纸上拓下一个毛主席头像。父亲设想头像在天空中放光芒,地平线上红大阳升起,下面是大海,大海的波浪上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的舵手”。

  我怀着对艺术品百分之百的兴致希望参与,但父亲说:“你还小,别插手。”

  “让小孩动动手有好处,玩嘛。”母亲表示。

  “做主席像,哪儿是什么好玩的。”父亲说。

  “你那不叫玩儿?是什么?外边满街筒子的主席像,买几幅又便宜又省事儿,干吗花钱、费牛劲自己做?还不是好玩呗!”母亲一语双雕,白了他一眼。过了一会儿,父亲说:“哎,爽子、赫子你们来帮帮忙儿好吗?”“来啦!来啦!”我们乐坏了。

  我可以插手艺术了,觉得特别有意思,又染,又画,又剪,简直太好玩了。每一个细节,都是一家人以无限耐心仔细剪下来的,剪下的泡沫塑料片儿被分类、编号,分别泡在不同的染色里—阳光、主席像、海浪、字、绿军帽、红领章、红帽徽、眼睛、主席的脸、光芒……一个巨大的工程。

  每天看着这张画逐渐完美起来,直至精品终于完成,放进一个镜框挂在墙上。

孤儿寡母

  孤儿寡母

  一天晚饭时,父亲没回来,母亲要求我们等他一会儿。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母亲的脸色从来没有这么难看过。父亲失踪了。一夜、两天、一周过去了,家里出奇地安静,焦虑填满了我们,谁都不愿意当那个说出晦气话的人!任何动静都被仔细注意到,也都被幻想成一线希望。放学后,我惦记着快跑回家,幻想着他正坐在桌子旁喝茶呢!

  又一个焦虑的晚上,有人敲门了,我们的耳朵全都竖得老高。学校的人来了,母亲让我们回避到厨房里,并且随手把厨房门关好。等呀等……我母亲终于送他们出去,他们在门口的话被我听到:“你不考虑你自己也得考虑你孩子们的前途。”

  “我已经表过态了,请你们如实向组织汇报吧。”

  “你铁心了?”

  “是!”砰,大门山响着关上了。听得出双方有争议。

  “妈!妈!”我们叫着冲过来,母亲的脸色豁然放光了,几乎叫起来:“你爸还活着!”

  “怎么了?怎么了?”

  “如果他没活着,为什么他们非要逼我离婚?嘿!”母亲手舞足蹈跟小姑娘似的。一块巨大的石头从我心头落地,我的妈呀!整整一个月的恐惧感,全家人天天肝颤!谁都不敢提及“死”字。我问:“爸被关在哪儿?我们能给他带点吃的吗?”

  “他们没告诉我你爸被关在哪儿。”

  “还是因为右派的事儿关他吗?”

  “美其名曰‘隔离再审查审查’”,母亲使劲“嗤!”了一下儿。

  我们后来才知道,父亲被关在学校后面一座两层的灰楼里,灰楼正好面对我玩“埋宝贝”的大花园。那是学校自制的土监狱。

  孤儿寡母,日子还是要过的。

  学校后面是一个非常大的花园儿,有松树柏树什么的,还有丁香树、榆叶梅、樱花、月季、芍药。历届建筑园林系学生种的奇花异草被红卫兵当四旧拔了,尤其是从国外来的植物就更惨了。

  一天下着毛毛雨,我和姐姐知道别的孩子都在家躲雨,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了。母亲说:“你们看到蘑菇就捡回来,可以给你们增加些营养。”

  这个花园是我的“避风港”,我总是喜欢泡在里面。姐姐在捡蘑菇,我没有雨衣,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面孔上,蹲在矮树丛下呆呆看着一扇钉着木板儿的窗户,久久不愿离去。姐姐大叫:“快来看,巨大的蘑菇!”

  “姐,你猜我想什么?”

  “什么?快说!”

  “爸没准儿关在灰楼里!”

  “不可能!讲话要有事实根据,你就爱瞎犯神经。”

  我母亲不是一个爱抱怨的人,也从来不解释政治是怎么回事儿。也许她和我一样始终没懂政治的机理。有一天母亲说:“爸爸被准许回家看看。”中国人是不轻易暴露感情的。本能应该高兴的事儿,但听得出母亲的声调里隐约凄凉。是,她能和同甘共苦的丈夫见上一面了,她作为一个一向被丈夫钟爱的女人,独自负担着三个女儿的家庭生活,已经好几个月了。她知道他俩是无法当着看守人,以及孩子的面儿拥有半寸私密天地的,更别说倾诉他们九个月的别离,各自心灵上的点滴。预期的会面,做妻子的心当然会凉。

  “他从哪儿回来?”

  “其实他就关在学校的灰楼里。”我的心一动,母亲的话证实了我的预想。

  晚上,楼道里传来杂乱的上楼声。三个人押着父亲回来了。其中还有那个姓常的教师,看来,对整李献文这件事,他很上心。父亲穿的那件蓝棉袄已经开花儿了,戴一顶棉帽子,在黄色的灯光下,他的脸浮肿而且灰白,我几乎认不出是父亲。我想扑上去,我的血好像沸腾的开水。我抑制着狂跳的心。他微笑着拍拍我的头,“爽子长高啦!”妹妹尖叫着:“爸─爸─!”扑了上去,他伸出大手抱起小妹妹。亲情是那么庞大,房间是那么窄小,我扭身儿跑开到阳台上,忍无可忍地哭了……我尽量缩成一团,渴望从这个世界里消失。待我出来后,他们已经把父亲带走了。跑回阳台在漆黑的夜色中,我望眼欲穿,想找到他的身影,再多看一眼。匆匆见了一面的父亲,又跟西北风儿似的没消息了。我看着他的办公桌,找到一只钢笔,画了我一生中第一幅画,想着他给我们讲过的故事《神笔马良》,幻想着把父亲用画笔画回家来。

  第二年夏天,一个中午我放学回家—糟蹋得不成样儿了的大学后门儿那儿,墙塌了,我经常抄近路儿,从破墙穿过。发现有好多大学的“牛鬼蛇神”来修墙!我抬头一看,正好撞到一双熟悉的眼睛上,他像个非洲人,戴个破草帽子,破背心儿像几条绳子绑在背后,这个又脏又黑的人就是我父亲!我们父女俩的眼睛碰到了一起。我想撒腿就跑。这时放学的孩子们三五成群喧闹着过来,一见“劳改队”就起哄,“打倒牛鬼蛇神!”一路嬉笑着。我佯装没事儿人,强忍着慢慢走过去。

  中午,饭桌上,我无法吞咽什么,母亲坐我对面儿,“爽子,吃啊!”我忍着,不吭声。

  “爽子又怎么了,谁又欺负你了?”我已经眼泪汪汪,说:“在大操场上看……看见……爸了……”

  到我中学毕业,我一直不走这条路。一条普通的路竟然可以把时间里的痛苦记忆绑在此地,好像万物都有记忆功能,又好像时间是毫无确定性的弹性伸缩物。

  冬天来了,父亲被解放了。从此以后,父亲就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他抽起了烟斗,也得了心脏病。他开始玩弄制作小收音机之类的娱乐,却很少提及被监禁的日夜。

  那还是好多年以后,我也被关进了监狱。有一次父亲来探监,他小声地说了一个故事:“爽子,一九六九年,记得我被监禁吗?”我点点头。

  “那时我常常挨饿,想吃口肉。六九年的年三十,快下午了,还没人给我送饭,我在打扫厕所时见到看守在倒剩菜—半碗红烧肉,虽然只剩下肥的了,我扒拉出来那半碗红烧肉用脏手托着狼吞虎咽,忽然我见桶里有一小块瘦肉,伸手去捡,小肉块掉到垃圾桶的深处,再伸手进去搜索,找到了,放在嘴里嚼得稀烂,那股肉的味道我终生难忘。吃完后我掉下眼泪。饥饿的人,没有尊严。”

  “第八个月的时候我曾经想到自杀,天天琢磨着怎么个死法。一天,阴雨下个不停,我偶然从封着的窗户板儿缝儿里看了看,一下子死的念头没有了,因为我看见你和赫子正在花园采蘑菇,你死盯着窗户缝儿后面的我。我不敢叫,怕看守听见。我相信是上天安排你们俩到花园里来,让我看见我的孩子,支持了我生的念头。”

  父亲的脸上充满感激。我告诉他:“爸,那天我只不过觉得那扇窗户好奇怪,钉得这么严实,其实我并没有看见什么,只是感觉到您在!”

  “对呀!这就是我说的感觉上天。”

  

  “您还那么迷信。”我不屑一顾地说。

红小兵

  红小兵

  红小兵的袖章是一个红色的菱形塑料。文化大革命时,郝家湾小学改名为文星街小学。几百个学生都戴着红色菱形塑料,上下学时,红一片街。寥寥几个没有光荣标志的人中,就有我一个!是的,小小塑料象征着太多的东西。我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我天生要强如金人缄口,又厌恶舔痔吮痈。入“红小兵”当然没我的份儿。好多出身不好的都用溜须拍马屁的法子挣得了红色菱形塑料。

  为了得到红色菱形塑料,我非常努力,连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三天两头儿放学晚走,擦地,擦桌子,擦玻璃,玻璃破了把剩下的半块玻璃喳子也擦得铮亮。写思想汇报,写申请书。擦桌子一丝不苟,跟练气功似的。我专注地做好事儿上了瘾,几乎忘记干活的目的是当红小兵。老师同学都特吃惊,追问起来我还不敢张扬。回家偷偷告诉母亲,母亲对什么事都有独到的看法。她批评我:“别那么傻,用不着太认真。不当红小兵也没犯法。请我入党我都不稀罕呢。”平时学习好,各个方面表现都非常积极的姐姐,早就当上了红卫兵。姐姐在旁边听见了,搭腔儿道:“妈,您那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一直到我小学快毕业要离开郝家湾小学的最后一个星期,最后一次开红小兵发奖大会,我灰溜溜地背好书包准备回家,班主任甘老师过来,问我:“李爽你去哪儿?”

  “回家。”

  “李爽,我知道是你经常留下来为班里打扫卫生,今天的发奖会你一定得去参加!”

  “好吧,既然甘老师您让我去。”班主任发话了,能不去吗?

  我去了,反正虱子多了不咬。赢了,倒觉得手脚没地方放。

  这次大会特别隆重,不是在学校里开,是在北京展览馆西边儿的天文馆礼堂开的。学生代表一个个儿上台发言,慷慨激昂。最后校党委肖老师上台了,大家哗哗鼓掌如瓢泼大雨,他清清喉咙,“今年的最优秀积极分子奖状,我们决定发给—六年级毕业生三班的李爽同学,并在此宣布批准她光荣地加入到红小兵的队伍中……”

  我耳朵里叽叽嘈嘈的响声……就像断了弦儿的破琴……可能吗?“你还找谁?学校里没有第二个叫李爽的,就是你。台上都等着呢!”旁边的同学杵了我一下,我红着脸诚惶诚恐,软着腿,跌跌撞撞脚踩棉花似的往台上走,恨我自己怎么当着这么多人不会走路了。从下面走到舞台上,三拜九叩就差这么一哆嗦了,不知恨这个世界的台阶儿就上台了,咕咚,我摔了。

  人是不是真的有命运?荣誉终于出现了,为什么我一点儿也欢乐不起来?台下一片眼珠闪着……我失落地看着它们,掌声哗哗又如瓢泼大雨。我恨还是爱这个世界?也许我恨那个不识时务的自己?人只能站在自己独特经验的角度体会命运的旋转。

  回家,我母亲暗压着喜悦问:“怎么样,入红小兵了吗?”

  “入了。”

  “给我看一看你的红袖章吧。”我扭在那儿谁也不给看。晚饭有白米饭,大家都为我高兴,姐姐也开始用瞧得起我的好声音对我讲话。父亲把我碗里的饭填得很满。可我却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孤寂,仿佛深层的想法跟谁也说不清。

  为什么要如此玩命地把自己装扮得很像别人?为此要受尽了苦累、侮辱、压抑和紧张。我疲惫得哪里还像一个孩子。难道我们真的要仰赖这红袖标,才可以保障未来被人尊重?才是一个好孩子吗?我凭什么要认可别人说好的东西?十万个为什么在十四岁的小脑袋里狂奔。

  这天晚上,我在被窝儿里打开手电仔细端详这个红小兵袖章,一个普普通通的红色塑料片儿,端庄的黄色小楷字“红小兵”四周镶着两道细细的金边儿。我摸黑下床找来剪刀,钻回被窝儿,把红色塑料菱形片剪成两半儿,再把中间那条白色新松紧带儿剪断。

  记忆很强大,一旦被印在脑海,便撇下时间掌控你,去认同一个过去的自己。我老记得一次与姐姐的对话:“你没有大奔儿头(额头)。”姐姐拿了一条制衣用的软尺,量了量我的头说:“你的脑容量真小,上数学课时你肯定很吃力。”她又眼神疼爱地咂了咂牙花子,伸手要摸我的脸,我闪开。“你没有高鼻梁儿,没有双眼皮儿,皮肤没我白。哎,你就是手还长得挺巧,活儿做得漂亮。来,帮我把袜子缝上。”我被划进不聪明、不美丽的队伍里,还在心理上贴了封条“永世不得翻身”。

  的确,我自卑。姐姐既聪明又漂亮,数学老得一百分儿,有太多的暗示在强调我的不足。即便姐姐无恶意的对话,都可能使刚刚踏上人生之路的我直不起腰。

  父亲发现我把红小兵袖章剪了两半儿,非常吃惊地分析了一番,“我敢保证如果世界上有识时务系学校的话,头一天就会把爽子开除。比如做人啦,躲避危险啦,我们苦口婆心,你也耳朵长了茧子,可是自古有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看得出父亲很认真,说完长长地叹了口气,眼里盛满了为我担心的悲哀!这只能增加我对亲人的内疚。

纠结的心萌动的身

  纠结的心萌动的身

  要上中学了。

  我已经对性非常好奇,十四岁依然懵懂。父母对性很封闭,也谈不到性启蒙。我只好天马行空地左思右想小孩是怎么来的。记得小时候在外国儿童图书里见到,新婚后的杰希夫妇手挽着手幸福地面对一片鲜艳的洋白菜,从最肥大的一颗洋白菜里爬出了一个胖胖的肉粉色娃娃,杰希夫妇抱起娃娃,高高兴兴地说:“儿子我们回家吧。”这个信息太不具体了!洋白菜怎么能生孩子?一定还有另一些秘密,莫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生理发育方面,我在女孩儿里算晚的。父亲母亲从来不谈论性,姐姐后来也时不时鬼鬼祟祟一上厕所便赶紧锁门。在她鬼鬼祟祟的日子里,还和母亲偷着嘀嘀咕咕。看来性一定是丑陋的!

  秋天,那天是个礼拜天,我起床从被窝儿里出来,坐在枕头上,枕头上有血。吓了我一大跳,流血应该疼,可没有疼的感觉啊!再动动腿动动腰,哎呀,这流血的地方太邪门儿了?我一下子就把枕头翻过去。第一个念头儿是“坏了,又出什么倒霉事儿了?”血可是不祥之兆。“我不会是生病了吧?应该告诉母亲?不行,死了怎么办?”决定不说,盼着能出现奇迹。“不就是出点儿血?总会
停的。”

  心里像有猫抓,夹着双腿往厕所跑。忽然我联想到姐姐在鬼鬼祟祟的日子里不也这样儿吗?我不知道怎么能继续瞒过去。看来只有母亲能帮我。

  然后母亲才跟我讲月经是怎么回事儿,“每个月都要有,你成年了,要小心男人!别老那么幼稚了!”我的妈呀,跟男人有什么关系?仿佛男人对女人是一个威胁,男人坏吗?变成女人难道是件坏事儿?母亲话中“不要那么幼稚”是啥意思?我掉在“性”的迷魂阵里越是绞尽脑汁,便越伸手不见五指。

  父亲对我的亲热也有明显收敛。过去我骑在他身上打打闹闹,撒娇,这以后,连父亲的肩膀都不敢摸了。

  第二天,我很羡慕地看着妹妹从幼儿园回来,黏在父亲的背上。他背着妹妹颠来荡去跑小圈儿,嘴里唱“背背驼驼卖大萝卜”。还一个劲儿地咯吱她,“嘎嘎”笑个没完没了。平时这个节目我和妹妹俩平分秋色。因为我身体每个月要有经血,而失去了与父亲的亲近,我多么不情愿变成女人。

  仿佛一只从窝里被轰出去的半成年的狼,我只好开始向窝外的世界张望,但那个世界是不会对我的“成年”敲锣打鼓欢迎的。未知数—我强烈地希望自己好看,但是那段时期我自认为是一生里最丑的,丑得我躲着镜子走。女人天性如火如荼地衍生,我无法正面地拥抱我含苞欲放的女人之身,因为没有一个健全人格的心理立足点。

  相反,我把自己捂得很严实。因为父亲母亲捂得很严实,所有成年的男人女人都捂得很严实。比如,夏天无论多热我父亲从不光膀子,母亲的短袖衬衫里也一定有一件小背心。

  这种社会教育方式的潜移默化,让我视身体为羞耻。

  没有任何书籍可以学习,学校的卫生课什么都讲,唯独对“性”躲躲闪闪,讲也是拐弯抹角。我从来不好意思开口问,也没有女朋友可以探讨。

猫变成了过街老鼠

  猫变成了过街老鼠

  姐姐从工作的地方带回来了一个小猫仔儿,我们很爱惜它。每个人的手上都有猫爪子抓过的细小伤痕。它叫“大咪”,我家成了猫收容所。

  我喜欢它,喂它,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它。它长成一只巨大的公猫,特别大。开始闹猫,天天“嗷—嗷—”地叫,想交配。我们知道这一带的孩子经常折磨小动物,就千方百计阻止大咪出去。终于有天,趁我们回家开门的机会,大咪跑了。

  我像丢了自己儿子似的,到处找它。把它尿盆儿里的沙子,从家门口用勺儿一点儿一点儿撒,撒到一楼,再撒到院子里,再往外撒,希望它能闻到味儿找回家。我每天晚上瞌睡着等到很晚,可是它始终没有回来。

  一天,晚饭后,外面喧闹的喊打声又从院子传来,越来越近,进我们楼了。我们猜测又是一帮孩子打活物儿呢,但这次一定与我们有关。这声音越来越近,我从楼梯口往下看,果然一群男孩子正在追打大咪,我感到自己心头鼓胀起可以叫做愤怒也可以叫做勇气的东西,冲回家抓起一根铁通条说:“楼下的孩子打咱们的大咪呢!”不管母亲怎么叫,我铁了心。

  我冲下去见大咪血淋淋的已经无路可逃,摇摇欲坠地扒在三楼的纱窗上,七八个男孩子里有个十来岁的大男孩拿着一把刀。我握紧通条,看着拥挤在楼梯下的一帮人,忘记害怕,一股不知道是由心里还是外界来的力量包围着我。忽然,后面传来一声大喝:“住手!你们谁敢再往前挪一寸我就敲折了他的腿!”是父亲洪亮的嗓音,也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居然声吼如狮,他威武地站在我后面,手上握着一根他上大学时用的棒球杆。

  我总以为父亲窝囊,今天为了救女儿的猫,他亮出了一腔铁汉的柔情!刚才像个屠宰场的楼道里鸦雀无声,这一家“窝囊兔子”要咬人了,谁也没敢再往前挪半步!我趁机一下子把猫抱起来,猫像人一样全明白了,它瘫软在我的胳膊里,我的手感觉到它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猛跳。

  大咪的左腿断了,耳朵被割了一半,尾巴剩下一半儿。母亲拿出宝贵的云南白药和纱布把大咪缠了起来,它像个伤兵在家养伤,一个多月后居然长好了。

  我们以为大咪这回该老老实实不出去了吧,结果它又生机勃勃地开始天天“嗷—嗷—”地叫,想交配。稍一疏忽它又抽空儿走了。我担心地问:“大咪又跑了,怎么办?”母亲说:“自然的力量拦是拦不住的。”

  我继续丢了魂儿以的惦记着大咪,发现它常常出没在学院附近的施工棚。我每天就往工棚送吃的,送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咪就再也没有踪影儿了,我琢磨着,大咪彻底变成野猫了。

  有一天我去车公庄买粮食,半路上看到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墙头上扔着一只死猫。心想:又是一只被王八蛋虐待狂杀的不知谁家的猫?那猫一定死了好久,干巴巴的血都变成黑色的了。平时我会恐怖地绕道躲开这种场面,这次不知何故有种无形的力量推着我,直觉到一个无法躲避的事实!这猫的尸体已被踩扁了,牙齿全翻在外头,一撮我曾经非常欣赏的淡黄色虎纹标记,历历在目,一阵微风吹过,那撮淡黄色绒毛轻轻动了几下,好像在向我诉说着什么。大咪那断尾巴已被压长。我眼前出现了它为了活下去拼命顽强奔跑的样子!那时的成年人天天人整人已经成瘾,孩子们耳濡目染,所以整治狗崽子,但猫怎么也变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俗话说猫有九条命,杀一只猫动用牛刀,猫就是有三十条命也无济于事呀!世界出了什么毛病?人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强悍的人需要追杀弱小?

  我再也没有力气穿过马路去买粮食,站在街上,我希望所有杀死大咪的人都被汽车轧死!我也想死—去遥远的天上抱起大咪,安慰它受了惊吓的小小的心!突然,街上破旧的红色二十六路公共汽车来了,冲着路中央失魂的我玩命地“嘀—嘀嘀—”

  回家的路,我好像不是用脚走回去的,趴在床上像死了人一样痛哭。大咪的惨相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姐姐有话了,“不就一只猫吗?姥爷死时你都没这么哭过。”我急了,头一次敢对姐姐凶狠抵抗,还用了脏话,“王八蛋!大……大咪不是猫!”

  “呵,真新鲜,大咪不是猫是人吗,你脑子有病。”

  

  我脑子可能就是有病,大咪的确不是猫!大咪是我心中的小英雄。我望着另一个世界在心里默默地怀念它。

中学生

  中学生

  十四岁,该上中学的时候—我不喜欢自己正在发育的身体,又渴望美丽,就让二楼的姑娘玉平帮自己把满头乌润的长发给剪了。玉平哪里会剪头发,越剪越难看,为了找齐,我们拿着一个小圆镜子举上举下,看也看不全。玉平越来越不自信地问我:“短点儿?再短点儿?”短来短去,好家伙,一个奇形怪状的发式出来了,今天这发式可以叫做“潮”或者“酷”,在当年可就是“流氓头”啦。

  我看过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觉得舞蹈演员特漂亮,都挺胸抬头,用八字儿脚走来走去。我就学,可又不敢挺胸,怕把乳房显出来,觉得羞耻。就撇着八字儿脚,含着胸。发型太怪,只好刚九月的天气就戴上毛线帽子。

  中学第一天,一进教室同学们就偷偷地笑,“她是不是秃子呀?”我痛苦之极,怎么办呢?头发短得像个男的,我想漂亮却物极必反,成了个怪人,制造了新闻,本来出身就不好,在那一带就够有名儿的了。

  盼星星盼月亮,盼头发长起来。

  母亲的话:“你傻了巴叽的,看不见这个世道是不能‘我行我素’的。干什么事之前要和有经验的人商量商量!怎么想一出儿来一出儿的。”

  父亲的话:“你太感情用事儿了!古时候的诗人都这样,但现在时代不同啦!”

  剪头那天晚上在二楼秦伯母家,秦伯母说:“爽丫头,你可真行,哪壶不开提哪壶呀?”秦伯母转向女儿:“玉平你这丫头也真够德行的,一头黄毛,你看人家这么好的头发吃醋啦,拿人家练手儿来着吧!李爽她们家本来就底儿潮,瞧,给她剪成个秃鸡!明儿怎么上学呀?”一个嘴巴扇了过去,玉平哭了。

  人太奇怪,太复杂了,永远在跟自己过不去,总是渴望没有的东西,一个概念就可以把已经拥有了的本然的美丽误认为丑!然而我内心热爱生活,渴望被爱的行动总是不合时宜,在严格的概念世界里,我像一匹野马乱跑,有时又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乱飞。

  我不喜欢学校。课文大部分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八路军怎么打败蒋介石的故事。“算数”升级为“数学”,数儿越来越多。姐姐的话说对了一半儿,我就是不喜欢数学、物理,不是因为费劲,是因为太不浪漫。对付功课,每十天八天我突击一次,考试保证能得八十分儿,可以得九十或一百都不再争取,只要把握住不下八十分,在父母面前说得过去就行。

看样板戏

  看样板戏

  小时候我很熟悉北京展览馆,每个月不是跟着姥姥姥爷就是跟着父母去“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当苏联芭蕾舞团访华演出时,父亲带着全家每场不落。柴可夫斯基《天鹅湖》、《胡桃夹子》的主旋律使我终生不忘。

  后来因为赶走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北京展览馆剧场一时寂静得如闹鬼的宫殿。

  忽然,北京展览馆剧场又热闹起来了,要上演革命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我哪里懂得父母谈论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后……江青又如何如何了,谁谁谁借助样板戏为自己谋得政治利益,工农兵要占领文艺舞台什么什么。政治对我来说就是之乎者也,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们只要能看大戏就好!

  我发誓要看《红色娘子军》,父母就同意了,省出钱来给我们买票。我敢保证父母也非常想看戏,但他们总是先紧着孩子。

  中国人民可有戏看啦。买票的队伍排了一公里长,想得周到的人家带来了铺盖卷睡在售票处窗口。

  我和姐姐排了一整夜的队,第二天早上七点开始卖票,打架的,骂人的,揪加塞儿的,抓小偷儿的,哭的闹的,乱成一团。排在我们后面的是一个军人,他主动组织起来几个人,维护我们这一段儿队伍的秩序,但还是把他早上才赶来的七大姑八大姨偷偷塞到我们前面。难怪大家抱怨怎么队越排越长呀。没有看不完的戏,可有买不着的票。紧张惊险了两天,我和姐姐买到了最后几张票,怀里揣着,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开心地看着渐渐散去的失望的人群,发现生活中还是有快乐的时刻,但要付出代价。

  对样板戏我很入迷,可是老觉得哪儿还不完美,不够味儿。是缺少爱情?老想给戏里的人配对儿。看《沙家浜》,希望阿庆嫂最后可以和郭连长相爱,等到最后也没那出戏。《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和小白鸽吊着观众的胃口,看到最后不了了之!《红色娘子军》里的琼花和洪常青到剧终,什么也没发生,连暧昧的眼神都没有。《红灯记》里李铁梅成了老姑娘,没人配得上,总不能配给鸠山吧?只有芭蕾舞《白毛女》结尾皆大欢喜,一团红日从布景上缓缓升起,大合唱激动人心: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喜儿垫着脚尖儿高抬着大腿,一脑袋白白的长毛儿,在人造风下飘呀飘,跟着大春哥朝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走了。

  回来没完没了地聊,恨不得替人家改剧本。姐姐又有话了:“太小资情调了,你这话,也就是跟我说,要是让班干部听见准给你打小报告去。”

  我希望了解男女之间的秘密,如同对阳光雨露的渴望。希望从样板戏的渠道得到爱情方面的启蒙,结果样板戏里的人全不食人间烟火。

赶时髦

  赶时髦

  我不愿意上学,时不时逃学,和插队、军垦回来的年轻人在外面瞎跑。就在我家以西,甘家口、三里河一带。

  一九六八年血统论横扫大街小巷,高干子弟骑着自行车,各个翘着屁股车座升得老高,哗哗一大片闪过街头威武地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有典型的标志:一身国防绿,戴军帽,穿双边黑灯芯绒“懒汉鞋”,戴红袖章。这是全套行头,如果有人戴一顶将校呢的军帽,哇,就大出风头了,说明他一定有后盾。

  还不到一年的工夫,许多高干子弟的父母就受冲击了。权势如万花筒,人可以一夜之间从圣贤变成贱货!老百姓跟看走马灯似的,连前戏还来不及弄明白呢,已是时过境迁。喜欢紧跟形势的人则赶紧手忙脚乱地观望,站错了阶级立场麻烦。而我盲人瞎马的早晕了,干脆不睁眼。后来一些自然形成的青年帮派,按地区、管片儿自然而然物以类聚。即便老子被丢盔卸甲拉下了马,那些曾经是共产党大干部的孩子们,还是会受到尊重。同时散落在这一带的还有许多像我这种臭老九、右派、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家庭的孩子。我们也革了“知识”的命,不好好上学在街上瞎逛。

  我想穿绿军装,又没有解放军部队的关系。母亲说:“别穿那种衣服,全是‘联动’,‘联动’都是高干子弟,就会打、砸、抢!是坏人!”后来,善良的母亲倔不过我,“你非要,我只能用缝纫机给你做一件。”我妈手艺真不错,做得很像,我特高兴,特美。但是与真正从部队搞来的军服还是差远了。

  我开始认识百万庄一带的“玩儿闹”,那时男女界限划得清楚极了,女的和男的站在街上说话已经标志着“你是流氓”。

  生活空间因评判而显得狭隘,阻碍了当时年轻人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我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及爱,东边找不到,西边儿找,然而,男女之间却布满了地雷。

  我父亲喜欢体育运动,五几年的时候曾经得过全国速滑冠军,他还有一双进口的瑞典冰鞋,我还很小他就带我们去什刹海滑冰场教我滑冰。我从无数个“大马趴、仰巴磕、大屁墩儿”和“老头钻被窝儿”里练了出来。

  北京什刹海滑冰场重新开放。那几乎是北京仅有的冬季娱乐场所,人多的日子,白花花的冰面上根本滑不开,黑压压的人,仿佛没头的苍蝇你撞我我撞你。男女界限在这儿很难划清,所以也成了北京形形色色大小“玩儿闹”的社交大本营,一个很时髦的地方。

  成帮结伙的国防绿色里若有人戴顶将校呢帽子,那趾高气扬的表情跟今天的明星一样。几乎每场都有打架斗殴事件,多是为了抢别人的帽子。

  我喜欢滑冰时的感觉,跑道上迎着刺骨的风,如果下小雪,冰渣凉凉地打在脸上,我感觉美滋滋的,有股炫耀的热情。

  我滑得不错,但没钱买冰鞋,只好借我父亲的鞋。父亲的鞋大,我就在鞋前头塞满棉花,鞋大,我脚腕子都磨破了还坚持去。

  晚上我跟父母磨破嘴皮子,请求滑冰。出家门,门口有大堆的白菜,白菜上盖着棉套,为了臭美,我把棉裤脱了藏在白菜里。

  藏棉裤的事儿我只对姥姥说过,她说:“女孩子家可别耍单儿。将来作下病根儿。”

  “姥姥您可不知道,我觉得人的精神力量特大,能把冷吓回去!”

  姥姥笑了:“嗨,瞧你还成老天爷了,怎么个吓法儿?”

  “只要不怕冷,冷就会怕你。”我得意地吹牛。

  “嗨,还不是爱美不穿棉,冻死不可怜。你妈年轻时也这样儿,非跟李献文去颐和园滑冰,滑着滑着把肚子滑大了。”姥姥笑了。我当时没懂我父母一起滑冰与肚子有啥关系,跟着傻笑。姥姥说:“不光是这个,现在你妈的关节炎也找上门儿来了吧。”

  我说:“姥姥,滑冰其乐无穷的时候,冷就不打扰你了!”我假装认真地盯着她,“不过,您刚才可是说反动话来着。”

  “我说什么来着?”姥姥问。

  “姥姥您忘了?现在只有毛主席他老人家一个人能当‘老天爷’。”我们俩呵呵笑成一团直抹眼泪儿,忽然我们捂上嘴,怕对门儿大舅家听见。

初恋的冲动

  初恋的冲动

  我又去冰场了,穿着国防绿,严格地讲是自家制造的假国防绿,我生怕弄脏了这件“礼服”。那天脚腕子不想讨好我,连着摔了好几个“老头儿钻被窝”,我停了下来。一个小伙子滑过来说:“你滑得不错,”我一下一个大红脸,天呀!怎么会在你最不出色的节骨眼儿上有人来夸奖呢!我说:“马马虎虎,瞎滑。”顺便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好一个精神小伙子,正好是我喜欢的类型,黑脸盘,线条清晰,不高不矮,眼睛细长,鼻梁挺拔宽窄适中,穿着一件正统绿军装,戴的那顶羊剪绒帽子还是真货。他的方下巴很男性化,一笑两颊现出俩酒窝儿。我一下子就爱上了他。

  “你—是哪儿的?”他的酒窝使我晕眩。

  “百万庄的。”

  他问:“你认识谁谁吗?”那时都这么问,先用“名流”来给自己抬份。

  我说:“认识。”

  其实我哪儿认识啊,那人是大腕儿啊。

  他问:“你叫什么?”一个念头闪过,不要随便告诉陌生人自己的真名真姓!

  心里想撒谎,嘴巴又太急,“李爽。”看来恋爱使人变得透明而智商急剧下降。

  他问:“你家住哪儿?”支吾了一会还是实话实说了。

  然后我照猫画虎,问小伙子:“你—是哪儿的?”

  “我爸是北京青年报社的副社长。”

  “你叫什么?”

  “顾成。”

  “顾成你有事儿吗?”

  “没事,看你滑的不错,教教我行吗,想交个朋友。”

  冰场要关了。

  “你明天还来吗?”我问。

  “你呢?”

  “不见不散。”

  冰场上乌泱乌泱的人群,一张张脸模糊地被我的眼睛忽略、甩开,视而不见了,只盼望一张英俊的脸—顾成。

  第二天他真的来了,第三天他没来,第四天没来。我急了,翻出一张北京交通图,像一个侦探,终于找到青年报社宿舍。进去问看门儿老头儿,老头儿说:“哪儿有这么一个人!你找错了吧。”我特别失望,一厢情愿地幻想,“肯定是老头儿不认识顾成。”我就在附近溜达希望碰上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溜达但毫无结果。

  我继续去滑冰。

  “李爽你在找谁?”

  狂喜的心扑通通……小伙子忽然在我身后,还很幽默。我特高兴,赶紧告诉他我前几天去青年报社宿舍找他。顾成有点吃惊,手伸进帽子抓了抓头皮,说:“我—我不住那儿,那儿是我父亲住的地方。”我其实已经什么都可以相信了,哪怕他说是毛主席的警卫员,说他是反革命明天就要被枪毙都没事儿……我盼着他
约我。

  他约我晚上去东单公园,这就是所谓的“幽会”吗?我浑身发热,浪漫的心足以融化掉整个滑冰场。

  冬天的北京,晚上好冷啊,我准点到,老远,认出他晃晃当当的肩膀。他一笑,俩小酒窝,牙齿整齐。我说:“公园关门了,你牙真白。”不明白黑灯瞎火的我怎么看得那么清楚?他说:“我认识一个地儿,来。”在拐弯抹角的地方出现了一排铁栏杆,其中一根已经被掰弯,我们钻进去。好家伙花园是空的!这座公共花园仿佛私人别墅。我们坐在廊子上聊天儿,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发生,听得见自己心跳不止,特幸福的感觉。

  “你觉得我怎么样?”我希望听到他说一些想要约会我的缘由。似乎我缺少一双旁观的眼睛,需要拿别人的评价当镜子,照见自己。我盼着他说我—漂亮,有气质,或许只是:“你冰滑得特棒。”结果他没吭声儿,缓慢地点了根儿烟。我老翻眼睛以为这样自己会显得更优雅,更聪明些。我没听到夸奖,不耐烦地催他:“你哑巴了?”顾成吐着烟圈,摆出临危不惧英雄玩主的架子。我对他的镇静打了个问号,因为他急促地吐着烟圈,每回都不够圆。他还呼呼喘息着,暴露了他的慌张。再看看那烟头上的小红亮点儿,在黑冷的空气中发抖。气氛太不自然了……他突然过来生硬地搂着我,用嘴吻我,我瘫软下来,却觉得他肢体僵硬、紧张地用手隔着我的棉衣在“禁区”附近摸巡,搜索到我的小胸脯又触电般缩回冰凉的手。我不了解男人的生理,连自己的生理也稀里糊涂。我把他的举动统统想成是热爱的激情!

  这第一次被异性触摸及亲吻使我脑袋空空,陶醉极了。对青少年那依然脆弱、幼稚的识别力来说,第一个吻的慰藉是重要的,那么在我当狗崽子的经验中—被亲吻意味着对我完整人格的一个肯定。这恐怕只有当过狗崽子的人,才能体会。

  他搂着我像在取暖,紧紧搂在怀里,一下下用冻冰的唇吻我,每一个我都小心翼翼,把它看成某种带补偿的恩宠。

  “快没车了吧。”他看看表,我用羡慕的口气说:“嘿,真狂你还有手表呐!”而且我明知是讨好他。果然他的虚荣心被吊起,得意道:“名牌洋表。”他告诉过表名我忘了。

  “什么时候再见?”这才是我的心愿。

  “明天你来北京站?”

  “好。”我问都不问到北京站去干吗,约我上月亮都行。

  顾成追上末班车,拍打着车门儿让车等待,催我,“李爽快点!快点儿!”我跳上车坐在后面的长座位上,回头恋恋不舍。空车在颠簸,我兴奋,快乐,世界变得很小,小到只剩下他和我,即便他是一个陌生人。爱是永恒的东西,具体爱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爱就好了。

童真

  童真

  约好在北京火车站三路无轨电车站。顾成照旧一身儿国防绿,第一次白天见他,发现很多细节:他军装的领口和袖口已经有点磨损。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穿国防绿的大个子,顾成给我介绍过,我转头就忘了他的姓名,心里只能有一个“白马王子”。

  顾成把我介绍给高个儿,还强调:“她是百万庄的也认识谁谁谁。”高个子听后放下比较之心,露出尊敬的表情。

  “我们去一哥们儿家,行吗?”

  我说:“好。”那时我很少离开西城区。一般老百姓没有单位介绍信不能随便旅行。北京站那片不太认识,只知道从我们家坐三路无轨到头儿,就是北京火车站。

  在北京站那一片儿胡同儿里转,我吃惊地发现这些胡同是如此破破烂烂。从乱七八糟的大杂院穿进去,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平房里,一屋子人,乌烟瘴气地聊天儿。我只想着顾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任何他的缺点我都准备接受,包括脏话我都准备原谅。

  只是我不明白,顾成说他家是一个“干部家庭”,怎么把我带到这种地方。他那百分之百的魅力被减损了不少。人是世上唯一有复杂等级概念的物种。换一个角度,真正的爱几乎完全可以超越这种等级概念。

  第二次他又说:“咱们还去那个人家儿,你早点儿来行吗?”

  “没问题。”

  老早我醒来,把脸洗了一遍,左看右看,还嫌不干净,再拿起毛巾又洗了一遍。第三次拿起肥皂时,等着洗脸的姐姐说:“快点!你怎么洗也没我白。”我轻轻放回肥皂。

  早晨街头还没什么人,新鲜的空气沁人心脾。我骑车出发了,眼睛里看什么都觉得美。

  顾成在约会地等我,他让我老远跟着他,“咱俩不能一块走,有街道委员会‘小脚儿侦缉队’和维持治安的。”我们装作没事人儿,可心里却像做坏事一样不自在。

  这是一间简陋的小屋,地砖肮脏不平,墙皮袒露着下面的杂石。我这种见过好东西的人,自然受不了这种粗糙的环境,但被迷惑的心让我欣然接受了。但什么好东西都逃不过我的眼,而且我自红卫兵抄家以来作下了一种怪病:在我的环境中一旦有古董,腿就会微微地发抖。我一下子瞥见一个紫檀木雕花脸盆儿架,这件家具的反差,使我想到他家会不会也是被赶出门的牛鬼蛇神。

  “这是你家?”

  “不……是。”

  “哎,我怎么不信你说的!”

  “你爱信不信。”

  我和他单独在一起,他眼睛滴溜溜在我身上飘来扫去。他过来伸出胳膊搂我,和上次一样的吻,依然生硬。很快他急切地解开裤子扣,我说:“你,你要干什么?”我猜这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时刻。他躁声闷气地说:“你装什么丫的。”我假装听不懂。因委屈我有点儿挣扎,他很有劲儿地把我顺势推倒并且按住。我嗓子热乎乎地从男人的力量中感到女性天然顺服的温情,大概在爱里的女人是这样喜欢给予和牺牲。我不知道自己的胴体下还有个洞,他对性显然也是道听途说。我看不见什么只能感觉。这时从他身上长出一个热东西,拳头一样有力量,我马上联想到汽车上的“硬枪”不也是这样冷不丁儿就长出来了吗。

  稀里糊涂。我没有任何舒服的感觉反倒很疼,而他手忙脚乱中还要连呼哧带喘,我们的表情一定很像有苦难言却不会说话的动物。突然他叫道:“唷—你真骚X。”我无法忍受这种话,但他绝无恶意地陷入绝境。

  我们在匆忙中甩去了处男与处女之身!那是必然也是某种如愿以偿。

  我躺在床上,看着黑乎乎的陌生天花板,一个歪斜无罩儿的灯泡,上面尽是苍蝇屎,几根线长短不齐地凑凑合合,灯泡好像在说:“看什么,能亮就行。”墙上糊着报纸,老式格子窗儿上还贴了一张红太阳的剪纸。小破屋儿几乎只有一张床的位置。一条在姥姥家见过的杭州凤凰彩绣缎子被,脏兮兮的已成灰色。我看在眼里却不敢问,恐怕这被子已透露了他的身份。顾成爬起来扣上裤子扣儿。他坐在那儿抽烟,拿暖壶沏了杯茶,不看我。他忽然间的疏远一目了然。我们做了一件联结身体私密的事儿后,男人女人应该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我需要温存,一切对我只是刚刚开始,而顾成茫然看我的那一眼,却是一切的结束。我往他那儿蹭蹭,他赶紧拿喝茶掩护,“你喝不喝?”他的口吻捅了我一“刀”。然后,我试图读懂他的眼神。哪里是男人看女人如一顿美味的佐餐?吃过了,看女人如剩下的残羹冷炙男人懒得收拾?“爱”呢,难道“爱”只是身体的仆人,身体吃饱了对仆人说“滚蛋”?

  透心凉的我咬住嘴唇直到生疼。顾成面对做爱后突然如陌生人的情绪,毫无对付之策,他绝不可能是“预谋”要伤害女人而是由深层什么东西而来的不由自主。

  我特别想跟他在一块儿,他说他还有事儿呢。没有办法,我受了太多的礼仪教育。“什么时候再见?”

  “再写信吧。”顾成尴尬得很,仿佛他也正在发现属于男人的一种心理残疾。

  我站起来走了。失望使爱情迅速发酵为酸涩,酸涩又迅速分解为受害与委屈……我在哪儿?眼前是完全不认识的胡同,我骑上自行车,到胡同口儿看了一眼牌子:“苏州胡同”。这时体内乎乎地流出一些热的液体来,当时我挺纳闷,不知那液体叫精液。

  得了相思病—按自己的记忆回去找他,我找到了苏州胡同。到胡同里那个小破门儿,敲敲门,一个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探出半张脸,我问:“阿姨,顾成在吗?”她说:“你找谁?是找小溪吗?”我支吾,她刨根问底:“你是谁?叫什么?你怎么认识小溪的?”中年妇女警惕地盘问,把我吓得往后退,推车逃走。

  我坚信被人骗了,前天的委屈一路上已渐渐变成怨恨。

  顾成?谁知道也可能叫顾小溪?我的第六感告诉我,顾成不一定是他的真名,但可能他有和我相似的出身。

  北京滑冰场上的一个男孩悄悄滑进了我的生活,拿走了我的童贞那天,又悄悄地滑出了我的生活,前后还不到十天的工夫。设想,今天他也在想是我拿走了他的童贞又悄悄滑出了他的生活。

  生活啊—组成你所有基本元素容积的谜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总是分给我们更多的苦东西吃呢?

  所有从七十年代走过来的同代人们,今天都不会忘记他们的第一次。童贞是什么?是第一次!无论第一次是件乐事儿,还是件苦事儿都是难忘的。生活中无法躲避第一次。只有去做事,才能认识快乐和不快乐,并看见从快乐和不快乐中你收获了什么果实。想越过体验直奔快乐是死亡,但顾虑重重又什么都不会发生,摇摆不定的人,多数儿都选择停下了,通过电视的小窗口去窥探别人丰富多彩的人生。

  走向所有的第一次,它使我们在苦和甜中收获智慧。

孩子是从哪儿跑来的

  孩子是从哪儿跑来的

  冬天很快过去了。

  从我家的阳台可以望见学校的榆叶梅一粒粒深粉色的花蕾,我的思念也渐渐淡了。我常常坐下来画花,画风景,画静物。画画儿已经像我生活里的一个知己,一根儿救命稻草,一个不会抱怨的第二个自然。我奇怪为什么在我画画儿的时候,一些内和外的噪音都会自动停止—花草、展览馆的建筑、一张椅子和一个西红柿与我没有分离感。一旦停下来,噪音马上就要说三道四。我的心太高,老觉得画得不够好,画稿不是藏起来,就是毁了。偶有满意的画就贴在床头天天看。

  四月份,有一天父亲欢天喜地地带回一只鸭子,他精心烹调了整整一下午,我第一口就恶心,想吐。

  一连好几天,只要有肉腥就恶心。我以为自己得了肠胃病,去看医生,说是胃不好,医生就当胃病治,开了一大堆药,喝了,没用。

  姐姐问我:“你月经准不准?”

  “哈哈,三个月都没来,省事儿了。”我的确没有在意,因为我本来就恨这个,把这个叫“倒霉”,把月经带叫“倒霉带”。

  姐姐说:“是不是有妇女病?查查吧。”当时她正在交男朋友,男朋友的母亲是积水潭医院的妇科主任,有名的大夫。姐姐一定要拉我去她家查。

  张医生有一双亮丽的大眼睛,笑眯眯地说:“小爽里屋去。”我进去,她问:“怎么了?”

  “没什么,老恶心。”她让我躺下,在我小肚子上摸了几下,没说话出去了,一会儿她在外屋叫:“爽子你来。”出去,就看见姐姐坐在那儿哭哭啼啼,我问:“阿姨她怎么了?”我姐姐一边儿哭一边儿喊:“我怎么了!你干吗不看看你怎么了?”

  我提高声音不高兴地回答:“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你都怀孕了。”我一听吓傻了,脱口就问:“孩子是从哪儿跑进来的?”姐姐气愤地说:“你是流氓!你自己干的好事还装傻。”张医生的眼神也好像对我的话有点儿不解,我有口难辩。

  张医生问:“小爽你好好想一想,前几个月是不是有坏男人动过你的身体?”我的头“嗡”地一下想起了顾成,一五一十说了。大家摇头叹气地指责我的没心没肺。

  怎么办呢?打胎困难重重。每个医院都有严格的规定—未婚姑娘做人工流产,医生一定要举报,警卫科的一定要通知派出所。虽然我姐姐男朋友的母亲是妇科大夫,她也同样怕给自己找麻烦,跟我姐姐说:“你们自己想个办法吧,我们医院是重点医院,我是妇科主任,真是爱莫能助了。”

  回去姐姐跟母亲说了,母亲慌了神儿:“怎么办?”没有说是我的错,说是她的错,没有给我讲过。

  我跟我姐姐不怎么好,两人性格完全不一样。她做事嘀咕又考量,我想做就做不考虑结果。小时候没有别的同伴共患难,两个人力量拧在一起大一点儿。大点儿了她便不再与我分享更多,接触的人通常很正经、实际,但在这件事情上她非常帮忙。

  她说:“你疯了,跑东单那边儿干吗?那儿全是痞子,串子!我帮你找个医院,实在不成,咱们到乡下把孩子生了送农民。”她说这话时我很难过地想:“孩子也不是小狗,我才不送人呢!”

  姐姐找到东城区妇产医院,在东直门,离我们家很远,凭她的直觉应该离我们家远。

  到了医院,她登了记,回头嘱咐:“我给你登记了,做流产。起了个假名字,记住你叫王小妹!千万别说真名儿,说了可了不得,咱们一家子都得跟着倒霉。”她让我闭上眼睛说三遍!我闭上眼睛说了三遍。姐姐又叮嘱说,如果有人盘问就说在延庆县插队,村儿叫大东庄儿。我非常感激地相信奇迹发生了,但纳闷的是,姐姐怎么如此之老练。

  东城妇产医院很小,这儿一定是过去的资本家、地主的房子被没收的。来人工流产我却管不住自己的眼睛,被老四合大院儿里满目旧日的雕梁画栋吸引。

  病房里一共有十多个床,都是来生孩子的农民。我进去不光捏了一把汗,把眼睛也捏在手心儿里,羞耻得不敢抬眼看。护士没有放弃侮辱我这种人的机会,用判官的脸色问:“多大了?”

  “十九。”

  “不好好学习,才这大点就急着干‘那种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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