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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城镇化进程中商业保险的发展?

2016年11月03日23:49 来源:火热生活

  编者语:《城镇化大转型的金融视角》一书从金融视角,沿着城市化这条主线索,同读者分享了作者对城市化与房地产、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城市化与资本市场等系列主题的研究成果。该书由巴曙松教授及杨现领博士所著,于2013年9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荣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下文为书中摘编内容,敬请阅读。

  中国经验表明,城镇化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保险密度将增加4.4%。据此推算,2020年中国保费收入将达到3.98万亿元,对应年化增速12.01%。进入城镇化的下半程,重点是打破城乡二元以及城市二元结构的制度藩篱,逐步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由此给保险业带来的发展新契机来自于:(1)新型城镇化关注于解决当前的不完全城镇化,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逐步均等化。鉴于目前中国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商业保险解决地区、职业的保障差异,倒逼改革不失为一个选择。目前政府明确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大病保险进而倒逼基本医保实现城乡统筹,实际上已经昭示了未来的改革思路。(2)社会保障领域区分基本、非基本的思路以及通过非基本撬动基本领域改革的思路,将拓宽保险业在养老和健康保障领域以及社会管理领域的市场。(3)长久期的保险资金可以弥补城镇化过程中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同时也为保险资金找到稳定的配置标的。从美国经验来看,二战后城镇化建设加速的过程,是其债券市场大发展的时期,保险资产配置也从之前的以国债为主逐步过渡到以企业债券为主。

  商业保险是现代城市生活方式

  城镇化是是一个城市经济演变的社会过程,不仅是变农村为城市,也不仅是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城镇化具有三重特征:其一是经济特征,人类进入到工业时代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比重逐渐上升。其二是社会特征,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其三是行为特征,生活方式发生变化,逐渐向城市方式转换。这是城市生活的社会行为特征在本质上的发展。

  第一,国际经验:越城市、越保险

  首先,一国的保险发育程度与城镇化水平正相关。通过对88个国家2010年数据的研究,保险密度或深度与各个国家城镇化率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但从时间序列关系考察,保险密度和深度基本与城镇化率呈现同向变动,即城镇化率越高,保险密度和深度越高,反之亦然。

  其次,城镇化带来人均GDP的增加,从而带动保险行业的发展。从207个国家及地区的经验来看,城镇化率的上升将带来人均GDP的增加。而根据Sigma的研究,各国人均GDP上升将带动保险深度的同向增加,但增幅会经历一个先增后降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人均GDP与保险深度间存在一条S型曲线。根据上面的分析就能得到城镇化的上升将带来保险深度的增加。城镇化率的上升带动人均GDP及保险深度的增加。

  再者,保险是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城镇化之所以能够提升保险发展空间,内在逻辑在于:(1)城镇化打破了传统社会通过血缘、土地形成的互助共保体,商业保险成为满足居民保障需求的新选择。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人口广泛流动,农村居民转变成为城市居民,与亲属物理距离的增加及土地的流转弱化了血缘及土地的保障功能,之前形成的共保体濒临瓦解。保障需求的实现由依赖土地及血缘转移到依赖商业契约。(2)城镇化率提升伴随的居民财富的增长,会提高对商业保险和理财的需求。根据2006-2009年中国31个省及直辖市的经验来看,各地人均GDP与当地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城镇化的提升带动居民收入的增长,从而推动居民财富积累,居民会更加关注如何维持自身生活质量及保证财产安全,在这种情况必将增加人们对于保障和理财的需求。目前,中国农村居民保险消费仅为城市居民保险消费的十分之一左右,2011年城市居民年保险消费支出为2516元,而农村居民为281元,显示了生活方式以及收入的差异抑制了保险需求。

  图表1 207个国家及地区2010年城镇化率与人均GDP(对数化)

  资料来源:作者梳理

  图表2 2010年人均GDP与保险业务深度的S型曲线

  资料来源:作者梳理

  2011年北京大学和泰康保险发起的“中国家庭寿险需求调查”也佐证了城市和县域居民在保险需求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在面临潜在的疾病风险时,约有15.5%的城市居民会选择商业保险作为筹资手段,而仅有4.5%的县域居民会做出这一选择。同时,城市和县域不同是奇偶如阶层的家庭商业人身保险参保率有明显差异,特别是中等收入以上阶层。

  图表3 2004-2011年中国城市居民及农村居民保险服务消费支出(单位:元)

  资料来源:作者梳理

  第二,中国经验:城镇化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保险密度将增加4.4%

  数据显示,2006-2009年中国31个省及直辖市城镇化率与保险密度及深度之间的关系。虽然城镇化率的上升将带动保险深度的增加,但是这种同向关系并不明显;而保险密度与城镇化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指数关系,利用线性回归可以得到,城镇化率与保险密度之间的弹性为4.4。

  随着中国各地城镇化的推进,预计到2020年中国保费收入将达到3.98万亿元,对应的年化增速12.01%。考虑到东部地区城镇化率统计虚高,对其做出调整,并假设东部省份在未来十年内将城镇化率水平做实,达到当前公布的数值;对于中西部省份,假设其在十年后城镇化率达到东部地区当前城镇化率的平均水平(未调整之前)。基于上述假设,可以得到2022年中国保费收入将较2011年增加2.54万亿,达到3.98万亿元。

  城镇化下半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核心要素

  过去三十年,中国城镇化进程以世所罕见的速度推进,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1年的51.27%,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

  然而,城市人口占比大幅提高的背后是,是户籍制度的分割,是9.35亿的农业户籍人口、2.5亿的流动务工人员,是城市新二元结构的出现,以及大量进城农村人口不能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和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许多农民虽然实现了职业的转变和地域的转移,但缺乏身份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更多的是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候鸟式”群体。

  准确的说,中国仍处在半城镇化进程中。

  2013年3月底,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表示,51.3%比例的城镇化水平,至少要砍掉1/3。也就是在目前的城市人口里面,至少有1/3的人还要经历一个成为城市人口的过程。

  如果说过去三十年的城镇化是围绕土地的量的扩张阶段,是城镇化的上半场,则未来几十年的城镇化是围绕人的质的提升阶段,是城镇化的下半场。城镇化质量提升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解决进城农民如何变成现代新市民、融入城市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而言,更有意义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常住人口增加,更不是城市面积的扩大和开发区、新城的大规模建设,而是尽享城市公共服务的市民增加。

  中国经历了市场化的“脱离嵌入”这个大转变,接下去应该是迈向市场“重新嵌入”其他社会系统的另一个大转变。因此,现在到了全面调整城乡关系、迈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和系统重构与整合阶段。城乡统筹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就业、住房保障等多个方面保持政策跟进。

  第一,中国半城镇化的症结:城乡差异、地域断裂的保障制度

  目前这一变革最大的障碍来自于户籍制度捆绑的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因此,城镇化下半场的真正要义不在于户口变更,而在于待遇一体化以及社会保障伴随人口流动的畅通转移,是以各项社会保障为核心的各项制度的差距的缩小及可流通,打破城乡二元以及城市二元结构的制度藩篱。

  目前城乡分割、碎片化、分散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显然已经成为了推进城镇化的最大掣肘之一。以养老为例,中国目前形成了多种类型养老保险并存的格局,即城市基本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市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等4大类。城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成立最早,基金规模最大的项目,覆盖城市除机关事业单位之外的职工,按现收现付方式筹资,由企业主按工资总额的20%为参保者缴费,缴费满15年以上的参保者有资格获得统筹账户的养老金,缴费越长,养老金替代率越高。2009年和2011年又相继推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城市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以覆盖农村居民以及城市非就业人员。具体而言:

  首先,人为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二次分配领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由于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巨大差异,本应着力提倡公平的二次分配领域再次拉大了城乡差距。以2009年北京城乡居民社保待遇差别为例(图表17),农村社会保险中除居民自己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外,集体经济或国家补助的相对比例较低,占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10%;城市居民除自身负担的社会保险费外,企业和国家补助的约占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据测算,中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就其中最基本的几项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农村和城市费用差约为每人每年3000元,一般来讲大城市是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是十几万元。

  图表4 2009年北京市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待遇的差距的简单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梳理

  其次,区域分割、户籍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适应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格局。

  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是在县级统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养老金的筹资和支付额度有很大差异。统筹层次低、支付水平差异导致了养老金跨区域转移较为困难,出现了一些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因跨地区、跨城乡就业而养老保险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的问题。2009年底中国出台了《城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要求养老保险全国无障碍转移,但在转移额度上仅个人账户全额转移,单位缴纳的统筹账户只能按12%的总和转移。在实际转移中也存在较大障碍。这与中国农民工以跨省流动为主的格局极其不相适应,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参与所在地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据统计,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

  社保体系的分割和转移性差抑制了农村外出劳动力参与城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对于农村外出劳动力,2010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明确了他们与城市劳动力适用同样的法律规定。然而,由于城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可全额携带,绝大部分非当地户籍人口参与度不高。201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3.9%、23.6%、16.7%、8%和5.6%。农村流动人口只能享受形式上的社会保障,而不是实质性的社会保障,也就是说,他们即使参与社会保障,由于养老保险不能随流动人口的流动而转移和接续,也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的结果。

  图表5 2011年外出农民工在不同地区务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

  社科院2010年在温州的一项调研也支持该项结果。调查显示,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比例分别为13.9%、23.6%、16.7%。养老保险缴纳比例极低。

  图表6 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覆盖面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作者梳理

  2009年起养老保障体系改革加速正在延循“广覆盖、保基本”的思路,下一阶段即将面临城乡统筹、实现不同保障制度之间可转换的任务。2009年中国推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农保”),2011年推出城市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简称“城居保”),以覆盖农村居民以及城市非就业人员。目前,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全部纳入国家两项试点。截止2012年9月底,全国两项制度参保人数达到4.49亿人,其中,1.24亿城乡老年居民领取养老金。再加上城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国养老保险总计覆盖人数已超过7亿人。覆盖人群的逐步拓宽,为下一步城乡统筹奠定了基础。

  相比养老保障体系,近年来医疗保障体系利用商业保险的改革步伐迈得更快。尽管医疗保障体系也呈现碎片化特征,但与养老保险相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目前已经覆盖了97.5%农民,且异地诊疗报销较为畅通。特别是保险公司经办区域的新农合,利用保险公司覆盖广泛的网络基本帮助流动人口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医疗保障。目前部分省市已经推动了城乡一体的医疗保障制度,正在尝试打破城乡分割的人为设置。

  图表7 中国各地城乡医保一体化推进加快

  资料来源:作者梳理

  第二,未来可选路径:基本养老保险广覆盖、低标准,地区差异交由商业保险

  当前养老保障制度的分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发展的滞后,人为地造成了城乡和地区的差异和不公平,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移。

  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是覆盖全体国民的,不着力熨平差别社会保障制度,那么城镇化、工业化都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在城镇化进入下半场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经成为政府必须要直面的问题。

  长期目标:逐步实现城乡再次分配的均等化,推进城乡和不同职业社会保障均等化。

  可选路径:制定对社保全国统一的低标准支付标准,而把地区和职业差纳入商业保险的范畴综合考虑。

  2010年人保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基本养老保险有望在五年内实现全国统筹。目前,各省区之间企业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仍然存在一定差别。制度的统一是实现基金统筹层次提高的前提,因此,应当在精算的基础上,尽快统一全国的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可以想象,由于统筹层次提高,部分大中城市企业养老保险费率将有下调的空间,要维持原有替代率,地区差异部分必须转而求助商业保险。

  例如,目前各地加速推进的公务员公费医疗改革,公务员加入城市职工医保,由此照成的医疗保障的下降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建立补充医疗保险。

  图表8 中国主要城市养老保险缴费率及平均缴费

  资料来源:作者梳理

  基本与非基本之辩:明确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障的界限

  第一,魔鬼的归魔鬼,天使的归天使

  长期以来,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定位一直摇摆不定,从“补充”到“重要组成”等诸多提法不一。措辞上的多变,实质上反映了政府对于基本和非基本领域划分并不清晰。

  图表9 关于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领域定位的历次表述

  资料来源:作者梳理

  新一届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明确提出,要合理划分“基本”与“非基本”的范围。基本社会保障由政府承担,非基本社会保障由市场提供,利用市场机制加快社会领域发展。这将有利于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界限的厘清,从而为商业保险发展腾挪出空间。

  不可否认,近年来个别发达地区政府由于财政实力雄厚,在部分社会保障领域不切实际大包大揽,不断提高政府应负担的社会和医疗保障上限,模糊了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界限,由此造成隐形刚性约束以及未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也挤出了商业保险的发展空间。这一点在医疗保障领域表现的较为突出,例如部分政府提供了本应由商业保险提供的“补充”医疗保险。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医疗保障支出的刚性约束,并开始借助商业保险手段控制费用的过快增长。这是利用市场机制的典型做法。

  第二,“非基本”撬动“基本”改革:大病保险样本

  2012年8月底,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六部委出台《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商业保险机构是大病保险的经办机构,必须采取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的方式开展,实现了在商业保险提供大病保险的重大政策突破。

  实践中,商业保险机构承保大病和补充医保的一个前提,是要求获得基本医保的管理权,介入基本医保层次的费用管控,从而促进基本医保层次效率的提高和管理改进,并有效推进了基本医保层次尽快实行总额付费、按病种付费改革。

  同时,由于商业保险机构具有全国机构网络,使得大病保险能够实现异地报销,被称之为“具有高度可携带性特征的制度,即健(医)保待遇可以随着参保者的迁徙而全国漫游”。例如,河南洛阳已与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天津、哈尔滨、沈阳、西安、南京、武汉等十个特大城市完成了异地就医结算的“直补”工作。也就是说,在洛阳参保的人员,无论是异地工作的中青年,还是随子女异地定居的老年人,在上述十大城市就医之时,已可在其中任何一个城市的医院窗口结算时直接报销医保费用。

  大病医保“全国一盘棋”之后,商保机构的网络化功效将被放大,进而可实质推动城乡医保并轨。

  第三,借助商业保险手段提高基本社会管理领域的运作效率

  推进“公私合作”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项基本经验,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可以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这一点在保险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例如交强险、强制安全责任保险等法定险种。目前保险公司代办的新农合、以及共保联办等参与医疗保险体系管理。最典型的做法是政府向保险公司购买经办服务。商业保险公司不仅在基本保障范围以外,提供可自由选择的医疗、养老保险,更可以协助政府管理社会保险体系的运行。特别是在医疗领域,政府可以利用商业保险业内专业知识和第三方管理机构经验,来提高整个医疗保险体系的专业化运作。改变单纯进行事后报销审核的传统做法,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人保部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全国共有586个统筹地区将城市职工基本医保委托给商保机构经办,占比为20%;另外还有67个地区将城市居民基本医保委托给商保机构经办。

  2011年,保险业接受政府委托,参与新农合、新农合补充、城市职工和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项目,新增委托管理资金105.4亿元,同比上升17.45%。其中,以“洛阳模式”、“江阴模式”等为代表。

  总体而言,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要致力于解决目前政府定位的问题,既要弥补政府长期以来对非城市居民没有履行基本保障职能而造成的“缺位”,也要逐步降低城市职工个人和企业负担的缴费比例、实现城乡统筹,同时在基本保障领域也可以借助商业保险手段提高效率。在其他社会管理领域,政府都可以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实现社会管理手段的创新。

  图表10 商业保险参与社会管理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梳理

  保险资金参与城镇化建设

  第一,从国际经验看,寿险资金长期性稳定性契合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美国二战后城镇化加速的过程,是债券市场大发展的过程,也是保险资金配置多元化的过程。二战后,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城镇化的推进,城镇化率由1940年的56.5%上升至1960年的70%。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债券市场由于其融资成本相对较低而受到政府青睐,政府通过在债券市场上大规模的发行国债及市政债券获得了充足的资金,同时伴随着政府债券的发行,美国政府尚未偿还的债券规模由1945年的2586.8亿美元上升至1970年的3709.2亿美元。同时,城镇化增强了美国企业的投资需求,从而刺激了企业的融资需求,美国公司债券市场快速增长,截止2011年,美国非政府债券市场规模为22万亿美元,而同期政府债券市场规模16万亿美元。美国债券市场的重大发展,为保险资金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债券供给,特别的,高质量的公司债券给保险业带来了巨大变革。二战前,寿险业50%以上的资产投资于国债。战后因重建需要,美国公司债券快速发展,同时住房需求也迅速上升。保险行业持有的公司债券和抵押贷款比例提高。1945年到1960年代,保险投资国债、公司债和抵押贷款的比例从50:25:15变化为4:40:35。这一比例基本一直维持到现在,除了国债和抵押贷款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而目前中国保险投资国债、企业债的比例是7:16,具有巨大的优化空间。

  寿险资金长期性稳定性契合了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的资金需求。寿险资金的期限基本在5年以上,平均资产久期10年左右,适合投资信用评级较高、现金流稳定的长期项目。基础设施类项目一般所需资金量较大、项目营运周期长,基础设施投资中的铁路、桥梁、高速公路、水利等项目无疑在期限上能够实现与保险资金的较好匹配。

  美国寿险资金的债券配置中有20%集中于基础设施行业。美国寿险资金逐步提高对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行业(航天、国防、广播、电力、石油天然气、通讯、物流)的债券投资。截止2010年,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行业债券在美国保险债券资产中占比达到20.17%,在保险总资产中占比也达到了9.81%。

  房地产及其证券是美国保险资金的重要配置领域。虽然实物房地产投资占比近年来持续下降,但随着MBS的产生和发展,MBS已经成为保险资金重要的配置方向。如果将实物房地产、住房抵押贷款及其相关金融工具合并考虑,房地产投资在保险资产中占比达到12.40%。

  第二,新一轮监管改革助力保险资金分享城镇化盛宴

  2012年新一轮保险投资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放宽保险公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不动产的各项要求,一定意义上顺应了城镇化建设加速过程中对保险资金的需求。目前,投资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和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的账面余额占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比例提高到20%。

  在此之前,保险资金主要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债券服务城镇化,如铁道债、电网债等等。2007年以来,保险资金就开始逐步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从平安发起“京沪高铁”到太平的“南水北调”计划,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保险行业累计发行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已超70个,金额超过2000亿元。今年6月以来,随着投资新政改革开启以及国家多项基础投资加码,保险资金新增债权投资计划资金约500亿元,广泛涵盖公路、铁路、核电、风电、火电、水电、水利、煤炭等重大民生行业。

  图表11 关于保险公司投资不动产、基础设施债权计划的最新比例及要求

  资料来源:CIRC,作者梳理

  图表12 2011年底保险资金配置结构

  同时,保险资金开始逐步涉足保障房领域。2011年太平洋-上海公共租赁房项目债权投资计划投资40亿,主要用于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市区建设的约5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多家保险公司参与“北京市土地储备7年期债权投资计划”,筹资200多亿,主要用于北京市保障房的土地储备。而早在2006年,保险资金就陆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购入土地或写字楼,一些大型保险公司还与地产企业展开战略合作以及股权收购。

  据此测算,仅基础设计投资计划和不动产两项,目前保险基金能够为城镇化建设提供的资金约为1.2万亿。而如果考虑到债券投资,则数字更为客观。加速的城镇化建设能够为保险资金提供更广阔的配置空间,促进保险资产配置的多元化,分享新一轮城镇化的收益。

  纵观国际热潮,笔者喜欢研究国际局势和实时热点,同时也是一名国际金融理财师(CFP),工作之余纵览国际咨询,中国正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道路上,中国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发展,正在推动中国成为金融投资强国!如果你正在投资可关注笔者官方V-信:zg8744544(非诚勿扰)我们做的不只是投资,更是理财意识和风险管理,创造财富的渠道是多元化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合理规划从而实现财富增值!